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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的历史记忆

      国民经济,农为基础。令国人自豪的不仅是我国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的农业经济,而且还有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农业文化。“农业”和“文化”两词,人们已司空。、见惯,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若提及“农业文化”,则似乎有点新鲜,略显生疏。根据“文化”的含义我们给“农业文化”试作了注释,即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农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农业精神财富,如农业育、农业科学、农业文艺等。不知当否??

      农业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窃以为,农业文化是基础文化,没有农业文化就没有社会文化。我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如同农业经济发展史一样,源远流长,不仅有过它辉煌的昨天,更有它辉煌的今天。在黄河流域有着神农教民稼穡于长子,后稷种植百谷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的动人传说。在晋南这块沃土上孕育了流传千古的尧文化、洪洞大槐树文化、以及襄汾丁村民俗、浮山民间剪纸、平阳威风锣鼓文化……尤其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白色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阳光农业、设施农业、都市农业等等。所有这些,既呈现出农业文化的悠久、厚重,又展示了农业文化的昌盛繁荣,同时也反映了农业文化随着国民经济和时代大文化前进的步伐在不断地开拓、创新。农业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根植于农业才有生命,农业依赖于文化才能发展,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农业既是一项原始古老的产业,又是一项前景辉煌的事业,既是一项人类生存、繁衍必不可代的产业,也是一项社会走向文明的基中之基的产业。它不仅在物质方面养育了人类,也在文化方面创造了人类。

      第一章农业体制和土地沿革发展(经管站)

      第一节 古代的农业经营体制

      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政治和经济起着主要作用。两者之间,经济制度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经济的代表形式和统治力量。农业作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着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关系。所以,要了解农业的发展,必须了解其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封建社会以来,农业占据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绝对优势,土地制度又是农业经济制度的主要成分,所以,了解了历代的土地制度,就可以了解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1)原始社会农业经济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绝大多数农业遗址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在长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猎或捕捞长期保持着重要地位。畜牧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逐步出现以畜牧为主的趋势。

      原始农业以砍烧林木获得可耕地和灰烬为其存在前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开始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增殖天然产品的过程,开拓人类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但它在进行生产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生产必然要被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2)奴隶制经济

      奴隶制农业经济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着--奴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土地制是井田制,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虞夏时形成统一的奴隶制王国,殷商时奴隶制获得充分发展,直至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奴隶制作为一种次要的或残存的剥削方式,始终与封建制并存;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如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滞留在奴隶制社会。

      奴隶制度的特点是政权和地权一致,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把奴隶当作工具,当作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所以奴隶们只能机械劳动,只用体力,不用脑力,只是劳作,不去思考,只能被使用,没有权享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业只能重复生产,生产率无法提高。几千年的奴隶制,残酷地限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了分工。

      (3)封建领主制经济

      封建领主制是贵族阶级按严格的等级身份垄断占有土地和臣民,实行地权与政权合一,并主要通过劳役地租剥削,具有有限独立经济的农奴的一种经济制度。封建领主制作为封建制的一种形式,一般属于封建地主制以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封建领主制主要存在于西周至春秋前期,春秋中期以后走向衰落。它具有与宗法制相结合的特点。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如傣族、藏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未脱离封建领主制社会。

      这种制度较奴隶制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但变化不大。农业生产者的主体一主力军—农奴,仍然没有全部的人身自由,除了有劳动的权力以外,还有选择主人的权力,但是一且从属了哪个地主,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就没有多少区别了。不同的是劳动中积累不少劳动经验,发现了一些新的植物可被利用。对大自然的认识,对农业增产的经验有了进步。作为封建领主,它的权力和地域是皇帝封给的,在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比奴隶主也有了进步。在管理农奴、组织生产、推广生产经验方面,有了进步和发展。

      (4)封建地主制经济

      封建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建立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主要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并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的一种生产方式。封建地主制作为封建制的一种形式,一般属于封建领主制以后的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中,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发展最充分、最典型。它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延续至近代,直到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在全国范围内被废除。它的特征是地权和政权分离,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夺,但比封建领主制前进了一步,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由于主要依附土地,实际上仍无人身自由。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也非常缓慢。

      自夏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垄断土地,役使奴隶,占有全部社会产品。春秋时期,晋国继鲁国之后承认“私田”,征收“亩税”。战国时期,韩、魏、赵三分代晋,各诸侯国家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唐代中期以前,封建国家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采用“授田之制”,自耕农从封建国家受田者,租赋合一。唐中期以后,“授田制亡”,土地兼并加剧,地主阶级占有田土 “十之六七”,往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私人地主向租佃农户收取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自秦汉以至民国,以地主阶级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改变。

      明万历年间,境内各辖县耕地70462顷(7046200亩),每年田赋征收,官田每顷5.3石,民田每顷3.3石,共征赋粮44万多石,折银35万多两;官田中有学田、牧马草场、藩王赐田、百官职田、军屯田和民屯田等名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各辖县耕地706万多亩,赋银41万多两。清乾隆年间,境内各辖县耕地612万多亩,其中民田占85.6%,官田占14.4%。民田中占有500亩以上者很少,自耕农为多数,无地者也为少数。民国初年,官田作价卖给佃种农户,自耕农增多。民国24年(1935),临汾县28096个农户,按户数分类有地主和自耕农50%,半自耕农25%,佃农20.69%,雇农4.31%;户均经营土地23. 9亩;地主富户占有土地数十亩至上百亩,一般自耕户占地一、二十亩,贫户仅一、二亩至数亩。35年,襄陵县和汾城县两县耕地91.09万亩,其中私有民田86.59万亩,占95%,公有民田(村田、族田、社田、学田等)共4.5万亩,占5%;私有民田中占人口5%的地主富农阶层占耕地23%,占人口42%的中农阶层占耕地53%,占人口53%的贫农下中农阶层占耕地19% ;公有民田多为村中富户所把持。

      民国时期,境内各地村庄每年约有1%~5%农户出卖土地,多为小农破产户。民国23年(1934)前,临汾县土地价格,各类田分等计为生亩水田50元~120元(银元,下同〕,旱地8元~30元,山坡地3元~10元。田赋征收额,23年境内耕地609.8万亩,计税102. 3万元,亩均征赋0.168元。佃农地租负担,死租方式为水浇地每亩年租金5元~6元折小麦1石),旱地为1元~2元;活租方式为半种,即以收成一半交租。雇工年薪20元~40元(合小麦4石~7石左右,每石约合70公斤左右);短工日工资0.05元~0.10元(合小麦1公斤~2公斤)。

      封建土地所有制沿袭两千多年,境内农业随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而盛衰起伏。战国时期,境内铁制农具推广,耕畜普遍使用,汾、浍之水俱引灌田,农业堪称发达。汉代,境内粮食经常漕运长安,接济京师。唐代仍为“河东殷实,京邑所资”。明天顺年间,平阳府年征赋粮110.9万石,占全国赋税4.18%,境内各辖县赋粮50.45万石,占全国赋税1.90%。清代前期至中期,境内人口剧增,物产少加,农业经济不堪重负。光绪初年(1877—1878) “丁戊奇荒”,晋、陕、豫等地连年大旱,境内“饿殍遍野”。至民国时,境内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仍占国民经济近80%的比重,农业生产力基本停留在古代水平。

      1949年临汾市境各县域农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0-1-1?????????
      项目 县城农业人口农业增加值当年价耕地 总数(亩)粮食总产(吨)棉花 总产(吨)农民人均
      数量(人)占总人口(%)额 (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产粮 (公斤)产棉 (公斤)农业增加值(元)
      总计131017294.50742774.90727686734845087702666.6956.70
      尧都区18575492.5096257.408244904974517652689.5051.80
      侯马市3959793.7023452.50218646832554521013.7659.10
      曲沃县6088693.7053273.7042443016755119527519.6387.40
      翼城县13553098.5046679.00627656263707101955.2434.40
      襄汾县16702893.60151897.9091153051945183531110.9990.90
      洪洞县23382291.4095677.208743595104513052185.5840.90
      霍州市5164592.9026479.00275800141754352748.4251.10
      古 县4707099.3028694.7023624013990902971.9160.80
      安泽县4720198.5021092.9021984719505354130.7444.50
      浮山县6660998.8034382.80393313212702153193.2351.50
      吉 县3790596.4023990.2034193011770653111.7163.10
      乡宁县6895293.4049780.8055350919935202890.2972.10
      蒲 县4012599.1020089.302611371109052760.1249.80
      大宁县2170096.6014490.60150212469528521613.1366.40
      永和县2215494.9017986.1035528049301002234.5180.80
      隰 县3250688.0016089.402494078585202640.6249.20
      汾西县5168898.8023478.30359081143201452772.8145.30

      第二节、近代 1840--1949年的农业经济制度

      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在不断进步,无论变革的力量来源于统治者内部,还是侵略者的外部,都促使社会向前发展。当然,农业经济也不会例外。

      1、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是雇用自由劳动者经营商业性农业,获取利润,但自已不参加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经营者。其收益包括使用土地应得的地租和所雇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两个部分。这种农业经营带有某种资本主义因素。

      经营地主始于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后,随着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地主雇工经营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从中产生出一批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占有的土地多,经营规模比富农大。经营地主拥有较充裕的劳力、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流动资金,土地产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一般都高于中小农户,反映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某种优越性。

      2、军阀地主

      军阀地主是掌握军权,直接凭借军事势力兼并和经营出租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地租的近代旧式军人地主。是近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地主中的特别凶恶者军阀地主形成于辛亥革命后,但起源于19世纪中叶。当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出现了湘、淮军和各省团练等一批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失败后,这些武装和新成立的练军等,逐渐蜕变为私人军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共同统治中国的总代理人,各自急于物色和培植新的侵略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直系、皖系、奉系、桂系、滇系以及其它各地的大小军阀应运而生。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的大地主。

      军阀地主是军权、政权和地权相结合的产物,在占有土地、支配佃农和榨取地租方面,比一般地主更加强横残暴。

      军阀地主的兴起和膨胀,导致一些地区地主结构、土地占有和封建租佃关系变化趋势的逆转:地主中的大地主和权势地主数量增加,地主阶级愈加凶恶和反动,地权集中程度加大,封建租佃关中的超经济强制加强,佃农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空前加深。

      3、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统治者和土地、财产占有者,剥削思想和经营观念也在被动地改变着。货币持有者雇用自由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进行商品生产,并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实现价值增值,进入扩大现生产的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种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最早发生,尔后,在封建宗法势力薄弱的地区继继发展,对中国封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和促进。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至明末清初时,由于长期的战乱,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至康、雍、乾、嘉时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迅速发展。

      4、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自己参加劳动,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剥削雇佣劳动的一种商业性农业经营方式,是近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之一。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有的是有一部分土地,再租入一部分土地,也有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全靠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富农,称为“佃富农”。关于划分富农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规定,除自己劳动外,其剥削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即为富农。1950年改为25%以上。凡经常雇用两个长工(120天零工折合一名长工),或有其它剥削,且相当于雇用两名长工以上者,一般可算为富农。

      富农经济萌发于清代前期。小农经济有所发展,农村中依稀出现了富裕农户的雇工经营,这是富农经济的雏形。

      鸦片战争后,富农经济有所增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富农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

      富衣占有的土地普遍较好,生产工具较齐全,劳力和流动资金较充裕,耕作经验较丰富,有条件从事某种程度的商品性生产,农产品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营效益,通常均高于其他个体农民。富农经济有着一般小农经济所缺乏的优越性。但是,富农经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同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地租剥削异常苛重,地租几乎是佃农剩余劳动的唯一形式。在农业经营中,地租通常比利润更丰厚和稳妥,从而阻塞了富裕佃农发展为租地农场主的道路,又刺激某些经济条件上升的富裕自耕农向出租地位转化。通常,富农业出租土地的数量和比重,与其土地占有量成正比。这是中国富农经济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近代租佃关系

      租佃关系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地主通过出租土地,使缺地农民与土地相结合,从而无偿占有其剩余劳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近代租佃关系是古代封建租佃关系的延续和发展,仍属封建性质。

      近代中国,地权分配极不平衡。全国约有一半的耕地是在租佃形成下经营的。

      租佃形成按租佃途径可分为直租和转租两类。

      6、帮工佃种制

      帮工佃种制是一种介于租佃和雇佣之间的地主经营方式。亦称分益雇役制。邦工佃农没有或有很少的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乃至住房,均出自地主,有时生产期间的口粮、柴炭、流动资金算也由地主垫借。佃农只出劳力,在地主某种形式的监督下进行农业生产,很像长工,但不拿工资,而是分取一定比例的农产品。它是由普通租佃关系发展来的。最早出现于明代。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佃农两极分化加剧雇工经营的地主和富裕农户增多,帮工佃种制在一些地区流行。

      帮工佃种制是从佃农到雇农,从农民经营到地主经营的过渡形态,佃农一般都有较充分的人身自由,主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租佃期限比普通租佃关系短,大多只有一年,最短的只有一茬。

      7、农牧垦殖公司

      农牧垦殖公司通称“农垦公司”、“垦殖公司”或“垦牧公司”,是近代私营土地开垦和农业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城市新式企业开始兴起,农业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1881年创立于天津附近的塘沽耕植畜牧公司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但农垦公司的兴起和大量出现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1901年,张謇创设于江苏南通的通海垦牧公司是其嚆矢。辛亥革命前后至20年代初期,一度迅速发展。

      8、农产统制政策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某些重要农产品所实行的独占性收购和强制性生产管理措施。这是国民党政府搜刮农副产品,对民族工商业和农民小生产者进行掠夺的一种方式

      附:我国古代农业改革措施小考表

      改革内容改革时间改革朝代改革任务作用
      屯田制公元前119年汉魏马援,曹操①扩大耕地面积;②加速对荒地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③保证军队给养,减轻人民对军费的负担;④使一部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
      均田制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唐?把部分无主荒地分配给缺地农民及从世家豪族中清理出来的苞荫户,并规定了还授制度和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定程度抑制了世家豪族对劳动人口和官荒地无限度的侵占,有利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政府财赋收入的增加,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十税一?景文帝农民可较安定地生活,人口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强大了。
      纳捐代役武德七年?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奖垦田消杂税?五代周世宗后周力量增强,为后来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战国商鞅①废井田 ②开阡陌 ③建立县制
      青苗法1069年北宋宋神宗王安石兴修了水利,发展了农业,增加了政府收入,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
      《农书》1300-1313元朝王祯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包括了传统农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是中国第一部贯通南北农业的农书。

      第三节、现代1949年以后的农业经营体制

      1、1949年10月--1952年的土地改革时期

      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政策的一系列指示,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削弱封建剥削,改善生活,提高抗日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并鼓励他们向富农经营和工商业经营转化。民国31年(1942)后,随着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扩大,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域扩大。减租减息改革得到各阶层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

      土改运动民国35年(1946) 5月4日,中共中央对土地问题作重要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随后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土地改革基本政策。同年秋,境内各解放区党、政、军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罪状,惩办恶霸,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相继开展。37年5月,临汾解放,全区各县人民政府全面部署农村土改运动,向尚未进行土改的村派驻工作队开展工作。次年,境内农村土改工作基本完成。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各县对土改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妥善解决,完善土改程序,由人民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房产所有证,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宣布土改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在土改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认真掌握政策。民国37年(1948)1月12日,太岳行署发出《严禁地主、富农转移财产》的布告,防止地富阶层逃避土改的不法行为。各县人民政府制定详细办法,准确划分阶级成分,注意保护中农利益,使他们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纠正绝对平均主义作法。

      土地改革使境内半数以上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房屋、耕畜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18万户贫农、下中农获得土地近200万亩。襄陵、汾城两县无地和少地农民1.4万多户分得土地10万亩,每户占有由土改前7.4亩增加为14.5亩。据临汾县第四区、第七区59个村土改情况记载,地主富农阶层户均土地由土改前40.40亩变为土改后21.59亩;贫农阶层户均土地由土改前6.64亩变为土改后11. 31亩。土改后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为地富阶层3.05亩,中农阶层3.67亩,贫雇农阶层3亩,各阶层人均占地基本均等。

      1949年10月临汾县第四第七区59个村土改情况统计表※
      表10-1-2????????
      项目 阶层户数(户)人口数(人)土改前耕地占有土改后耕地占有
      总计(亩)户均(亩)人均(亩)总计(亩)户均(亩)人均(亩)
      合计853438983119159.8013.953.06129280.515.153.32
      地主22311858544.4038.327.212381.810.682.01
      富农320266413394.0041.865.039342.629.203.51
      中农39822065372717.5018.263.5275796.519.033.67
      贫雇农35911354223840.306.641.764062611.313.00
      商 贩97398245.302.530.62457.74.721.15
      手工业128468347.702.720.74580.34.531.24
      自由职业137370.605.430.9795.67.361.31
      ※ 表中中农包括下中农;贫雇农中雇农以及商贩、手工业、自由职业诸户以后大都称贫农,部分手工业者等定为中农。土改后耕地总数包括村内公田、与邻村划地增加部分以及新垦荒地共10120.7亩

      土改运动中,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各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农会组织,作为临时政权形式主持村内土改工作和各类行政工作。从此,各村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级自治组织,行使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土地改革后,境内31万多农户都成为小农生产经营者。户均人口 4.2人,劳力1.7人,耕畜0.46头,经营土地23.05亩。农民劳动热情普遍大增。全区粮食总量和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1953年粮食总产量达472230吨,比1949年增长35.5%。

      互助组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抗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号召和帮助农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包括农户之间人与人换工、劳力与畜力互换或劳力与畜力搭配组合等形式。民国28年(1939)后,根据地农村成立“垦荒团”“维修队”等组织,进行开荒修田、生产救灾等活动,并组织“代耕团”“互助队”,为抗日烈军属和一部分公益事业义务性的助耕。32年后,随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农村中生产互助组的数量增加,规模变大,管理办法也日趋完善,对互助生产中折工计工问题有较成熟的经验。在战争环境中,互助组农民“一手拿锄,一手拿枪”,防备日军扫荡和抢劫,发展生产,保卫生产,支援抗日战争。35年后,解放区各村互助生产的农民发扬抗日斗争精神,一面发展生产,一面支援解放战争,显示团结互助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和耕畜的农民,生产条件虽有改善,但普遍生产力仍然低下,存在着单家独户单干经营的种种困难。人民政府进一步号召农民“互助生产”。境内各村普遍建立互助组,1952年全区农村互助组数量达5.5万个。互助组坚持自愿、等价原则,互相调剂劳力和畜力余缺,生产工具合理搭配调节使用,先进技术及时传授推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2、1953年--1956年的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

      初级社 1951年,中共临汾地委在各地互助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制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方案,当年在临汾、襄陵、洪洞3县试办12个社。1952年各县办社51个,均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各社由三五十户农户组成,由社员选举社长,领导集体生产,统一使用全社劳力、耕畜和农具,统一经营土地,统一收益分配。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保留农户土地、耕畜等基本生产资料私有权,折作股金参加分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按工计酬,年终现金分配以劳动分红为主,股金分红为次。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指引下,境内各县、乡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至1954年,全区3000多个行政村普遍建起初级社,较大的村建社2个~3个。1954年底,全区近半数农户加入初级社。1955年,农业合作化再掀高潮。同年冬,境内36万多农户全部加人初级社。中共党的基层组织自土地改革到创办互助组、合作社的过程中,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共产党员在各村合作化运动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其中多数被选为社长或负责人。

      高级社 1956年初,受全省“转社风”影响,境内初级社全部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由数个初级社合并建成,每乡组建一社或数社,每社包括数村或一二十个村。各村成为生产队,小村为1个队,大村分为几个队,每个生产队大体为原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为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集体所有,进行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社内领导机构为社务委员会,由社员选举产生;社委会下设若干股、室,分管各业生产或业务。在生产经营上,对生产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责任制,即包工、包产、包投资,资金由全社统一筹集调节,超额完成任务给予奖励。高级社坚持勤俭办社原则,发挥集体力量,进行平田整地、兴修水利、引进优种、推广新式农机具和农业新技术等各项农业建设,推动农业发展;同时规划林牧业生产,发展工副业项目,提高社员收入。1956年,全区粮食总产519395吨,比上年增长12.2%。

      由于刚刚建立的初级社便立即转为高级社,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干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存在诸多问题。1957年8月中共晋南地委和各县县委派出工作队,深入各社进行整党整社工作,总结办社经验,完善管理章程,巩固办社成果。

      3、1957年—1966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与调整时期

      组织机构 1958年9月,在“大跃进”形势下,境内农业体制实行人民公社建制,由各高级社合并组建成80多个人民公社。各县建立公社四五个,一个公社包括几个乡的范围。当年10月部分县、市合并,公社设置稍有调整,1959年部分公社由一个分划为两三个。1961年随合并后的县、市恢复原设置,公社数量变为230个。此后,公社设置基本稳定。1971年,公社数量为245个。1984年9月,境内人民公社247个,公社体制的林场、果场各1个。公社初期,下设管理区,区下设生产队。1961年取消管理区,各行政村为1个生产大队,各大队下辖若干生产队(称小队),生产队规模一般为三四十户至六七十户。公社、大队两级设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小队设队务委员会(队委会)。公社领导成员主要由国家干部担任,大、小队干部由社员中选举产生。各公社设中共党的委员会(公社党委),1963年各大队普遍建立党支部。地、县两级设农村工作部、农业局、水利局、林业局等机构,对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指导和部署。公社管委会初设各职能股、室,后改为水管站、林业站、农科站、企业办、电业所等站所,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基本制度 人民公社实行政企合一体制,既为农业生产企业又为乡镇级人民政府。1961年国家颁布《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经济制度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资料占有为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集体所有制,生产安排及收益分配以生产队(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人归己。公社负责农、工、商各业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生产经营 公社实行国家计划经济,按国家下达农业计划和本地农业区划安排生产,完成国家粮、棉等征购任务,同时组织工副业生产,增加集体收人。公社指导各大队完善管理制度,对各队生产进度和各项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生产队具体安排劳力,分若干临时作业组完成各项农事活动。1961年至1981年期间,全区各公社执行国家计划情况:每年度粮食播种面积600余万亩,棉花面积100万亩左右;完成粮食征购7亿公斤~16亿公斤,棉花征购1000万公斤~2400万公斤。

      基础建设 农业合作社时期至公社初期,采取集体积累扩大再生产。集体用房初期主要依靠租借民房,1960年后,集体陆续兴建各类办公和生产用房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用房。1980年,全区农村集体拥有房屋10多万间。同时,社队集体接受国家物资分配,自身购置各类农业机械装备。50年代初,临汾专区在师村、高村、贾升等地建立国营拖拉机站,1954年至1956年5月,国营站代耕土地100余万亩次。至1957年全区建有国营拖拉机站12个,拥有各型号拖拉机300多台。1958年专区国营站下放于部分县和公社管理。1961年以县为单位恢复国营拖拉机站。1970年后各县国营站又下放于公社管理。国营拖拉机站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创造开端。1963年,市境社队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30多台,农用动力机2200多台,农机总动力2.6万多千瓦,农业用电900万千瓦时,化肥用量1.7万吨。1980年全区社队拥有各类型拖拉机9000多台,农用动力机4.5万多台,农机总动力61万多千瓦,农业用电1.3亿多千瓦时,化肥用量15.5万多吨。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道路、水利建设,各公社组织劳力投入各项施工项目,多数农田经过平整修造,实现林、田、渠、路综合整治。同时组织劳力参加境内国防公路、汾河大桥等国家建设项目。一般年份,由社队向社会义务投工占集体用工5%~10% 。公社、大队两级担负行政管理职能,每年完成上级政府部署的各项社会工作任务,同时发展本社本队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水利事业在建国初期基础薄弱。人民公社时期,全境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国家投资,全社会支持,境内兴建潏河水库、涝河水库、浍河水库、汾西灌区等。1963年全区社队拥有配套机井600多眼,1980年达到1万眼。通过汾河治理和兴建水库,到80年代建有大型灌区以及12处中型灌区,地、县两级各设灌区管理局经营管理。国家还投资建立多处沿黄提水和沿汾提水工程。

      收益分配 社队集体收益分配坚持先国家,后集体,最后个人的原则。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其分配方案经公社审批。生产队分配包括实物和现金两种形式。实物为粮、棉、菜、油等,完成国家征购派购后,集体扣除种子、饲料、储备粮等,其余按人口和出勤记工分给社员。现金分配在完成国家农业税后,集体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余按出勤记工分给社员,社员所得现金包括实物分配折价。一般年份,境内农村集体纯收人分配情况为国家税收占7%~10% ,集体提留积累占10%~15%,社员所得占75%~80%。

      自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境内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75年全区粮食总产87万多吨,比1958年增长71. 3%。60年代中期,境内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清”“四清”等)、农业学大寨运动,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基本保证城乡居民对农副产品的温饱需求,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但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经营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体制超越生产力水平;片面“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历次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干扰,都严重挫伤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多数社队未能摆脱贫困面貌。1960年、1961年全境粮食减产,城乡群众生活遭遇严重困难。1978年全区农民由集体所得纯收入人均57元,比1958年仅增2元,多年间农民收入徘徊不前。

      1963 - 1980年临汾地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0-1-3????????
      项目 年份总收入 〔万元)纯收人 〔万元)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社员所得社员人均(元)
      金额 (万元)占比(%)金额 (万元)占比(%)金额(万元)占比(%)
      19631580611111116210.50114310.30880679.2047
      1965207561449513079.00226915.701091975.3056
      19701916212714131910.40176213.90963375.7043
      1975288091808113987.70302816.801365575.5056
      1980328782035615377.60293214.401589678.0063
      ???????????

      4、1967年—1977年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农业学大寨时期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 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经验”是一整套基层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生产体制上,“大寨经验”表现为提高核算层次,把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提升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提高了人民公社的公有制水平。通俗地说,就是将人民公社“大锅饭”的“锅”变得更大,被称为“穷过渡”。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所有制水平越高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大寨进一步取消了农户的“自留地”。本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每家每户按照人口分得一定数量耕地,由农户自主决定种植和收获,是当时农民得以改善生活、维持温饱的重要保障。因为集体经济十分落后,自留地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活动,是农民得以维持生活、避免挨饿的主要支持。但是,因为自留地被认为是个体小农,按照所谓社会主义理论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大寨经验成为对待农民的一种政治方式,就是以阶级斗争的视角看待农民,把农民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正常追求看成是阶级敌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依照当时的官方理论,所有这些有私有性质和个体经营特征的经济活动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大寨进而禁止农民一切的自由经济活动,甚至连农户养鸡养鸭都有明确的数字限制,超过限定数字即为“搞资本主义”并进行取缔。在分配体制上,大寨经验的主要内容是所谓“大寨工分”。工分是农民在集体中参加劳动的工作量单位,也是年终集体生产分配的依据。主要做法是,生产大队将每个人的工作按天确定分值,然后年终以这些分值作为计算分配的依据。大寨明确反对“定额包工”、“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形式。大寨工分制度模糊了个人劳动与生产成果之间的联系,又被称为“大概工分”。但是,按照当时的理论,大寨工分则被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分配体制的样板,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则被作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来批判。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 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经历过“ 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5、1978年—200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时期

      家庭承包责任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农业生产开始转机。各生产队首先废弃劳动出勤“大呼隆”“一窝蜂”方式,恢复定额计酬等管理办法和制度。1980年,各社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积极酝酿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办法。当年,全区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40.7%,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5%。 1981年,多数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1982年,各社队普遍实行农业“大包干”。生产队分配土地承包的办法,一般由自留地和责任田或口粮田和责任田两部分构成,或按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全区农户58万多户,承包土地近600万亩,占集体耕地95%左右,户均承包耕地约10亩。1981年至1982年,各县市稳定山权林权,山区生产队向各户划分自留山林和责任山林,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

      农业“大包干”制度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民家庭承包集体土地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产品生产上,生产队只对国家征购计划提出要求,其余由社员自己决定。产品分配上,社员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交够集体提留,其余由社员自己支配,农民生产的责、权、利紧密结合,改变以往集体管理中的过分集中、集体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同时,社队集体保留土地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所有权,耕畜及小型农机具大部作价归户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农、林、牧、水利等服务项目以及工副业生产项目也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负责为家庭承包生产继续保证服务,为集体经济继续提供积累。以家庭联产承包分散经营为基础,以集体统一服务为保障,农业生产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国家乂提高农副产品价格30%~50%。农民生产热情普遍高涨。1982年至1984年全区农业连续丰收,粮棉产量均大幅增长。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149.2万吨,比1978年增长73.3%;棉花总产3.5万吨,比1978年增长2.4倍;农村经济总收人14.4亿元,比1978年增长3. 63倍;农民人均占有粮食561公斤,比1978年增长66.5%;农民人均纯收入334元,比1978年增长4.86倍。全区农业的贡献明显提高,1984年完成国家粮食征购35.3万吨,比1978年增长1. 8倍;完成国家税收3855万元,比1978年增长1. 9倍;农村集体提留8287万元,比1978年增长2.6倍。

      1984年10月,全区撤销人民公社,按原管辖范围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实行乡(镇)村建制。各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下设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代替原大队管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村委会与经联社的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大体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85年,多数村在原定土地承包三年期满后,重新调整土地发包,根据人口增减变化和地块并大方便耕作的要求,将家庭承包期限续定为3年、5年或10年左右。原集体保留5%的机动田采用招标方式发包给劳力较强的农户。由于各地分配土地承包的办法不统一,承包期限不一致,存在频繁调整变动的情况,不利于农民保护耕地和增加投入。1982年至1994年家庭土地承包统称第一轮承包。针对第一轮承包存在的问题,1994年后按中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的精神,全区各地实行长期稳定承包制的办法,即按现有家庭人口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土地,固定承包地块和面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大多数村采取顺延调整办法,至1998年各地完成第二轮承包。全区70万农户承包集体土地700多万亩,户均承包经营10亩左右。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国家允许农户承包地转让、租赁或集体返包,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同第一轮土地承包相同,承包(租)者只能用于农业种植业经营,不得用于其他非农项目建设,更不准自由买卖。2000年后,农户转让、出租土地者增多,每亩每年租金可得100元~400元。承租者多为种粮大户和经营种植业的企业单位。据调査,2010年全市农户户均人口 4.18人,每户整半劳力3.03人,户均经营土地11.25亩,其中耕地10.38亩。

      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完善林权制改革的规定,2004年全市进行新一轮林权确认发证工作,至2010年共有2000多个村委会约35万农户稳定林权1100多万亩,占农村集体林地92%。

      购销体制 ①1979年提高粮、棉、油、猪、牛、羊、鲜蛋、土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6%。从1979年11月1日起,提高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0%。②减少统购统销农副产品品种,1983年将一、二类农副产品品种由46种减少为21种,1984年由21种减为12种,派购品种由18种减为9种。③放宽购销政策,从1983年开始,在完成统购任务后,个体农户将多余的产品多渠道经营,农民个人可以进入城市,组织长途贩运,进行零售和批发。④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合同制,农业税也由征收实物改为征现金。多种经营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各地农村贯彻中央关于“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全区专业村、专业户、联合体和个体经济发展较快。到1986年底,全区专业户达9.5万户,专业村达530多个,专业联合体420多个,个体工商户达5.4万户,个体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1.6%上升为19.2%。同时,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经济整体结构都开始调整变化。种植业中逐步改变粮棉生产的单一形式,林果业、畜牧业的比重增加。由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普遍发展,在许多地方成为支柱产业。经20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全市农业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总产值所占农村经济的比重由60%以上下降为10%左右,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中占到90%左右。与此同时,农村大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的劳力由80%下降为40%左右。到20世纪末,全区各地普遍实现“农村达小康”。2000年后,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继续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实现更加富裕型全面达小康目标。

      若干年份临汾市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统计表
      表10-1-4?????????单位:亿元、%
      项目 年份 总计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饮服务业
      金额占比金额占比金额占比金额占比金额占比金额占比
      198516.3710010.1361.903.6822.500.885.401.116.700.573.50
      198821.8210010.8549.707.4334.101.135.201.557.100.863.90
      2005450.0110054.3212.10345.6876.805.281.2024.715.5020.024.40

      6、2005年—2012年农村税费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

      社会化服务 1984年后,乡镇人民政府对农业生产由公社时期行政命令指挥转变为服务型管理。1985年后,农民专业生产协会等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发展。特别是农机事业形成以各村专业队(户)为主体的服务队伍,实行跨村、乡,跨县巿服务作业。2000年至2010年,全市农村拥有各类型拖拉机由36540台增加到44030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由3056台增加到10232台;农用汽车由5343辆增加到172578辆;农机总动力由226.7万千瓦增加到405.1万千瓦。2005年,全市机播面积373.6万亩,机收面积241.6万亩,分别比2000年增加11%和7.8%, 2006年至2010年,平川地区小麦、玉米的机播机收面积增加到90%以上,农户粮田作业主要由专业服务队(户)来完成。2010年,各地机械作业服务收费,一般为每亩次30元~40元。水利建设2003年完成引沁入汾工程,均组成多处农业灌溉系统。2010年,全市国有水利事业单位保持有效灌溉面积110多万亩,占全市农田浇灌面积一半左右。

      税费改革 1985年后,境内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大为减小,许多地方实际不复存在。乡村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所需经费大部分来自农民承包土地的提留收入,1990年以后,各地农民负担加重。许多乡、村人均每年税费负担超过100元。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国家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2000年后,取消乡统筹和农林特产税等,逐步取消农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降低农业税率、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方法。2004年后,全市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部停征。2005年起,国家在取消农民所有税费负担后,对农民粮食种植实行直接补贴,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种类和金额逐年加大。每亩粮田补助金额由2005年的10元增加到2010年的100元以上。同吋,国家对山区退耕还林还草进行补贴,对农民畜牧繁育实行市场调节补贴,对村级组织行政开支实行补助制度。

      专业合作 2006年1月,本市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姑射明珠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襄汾县成立。同年,市政府办公厅下发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指导意见》。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后,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快速发展期。自2006年开始,省里每年拨付150万元,2008年市里拨付8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2010年,全市按照“大力发展、规范运行、强化服务、提高质量”的思路,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和土地流转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社联动”发展行动,截止2017年9月年底,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11364个,注册资金总额151.8亿元,合作社成员达12.6万户(人),拥有158家注册商标的合作社、51家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153家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合作社。较为规范的合作社有尧都区隆富葡萄专业合作社、安泽县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古县白素村绿生源蔬菜合作社、洪洞县金土地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曲沃县泽宇养殖专业合作社、霍州许村紫嵘养兔专业合作社、侯马市丰园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襄汾县兴农源种植专业合作社、洪洞县秦壁村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翼城县隆化小米专业合作社。

      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人均纯收人达6758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人元高出25%。截止2017年底“四级”示范社共计813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6个,省级示范社248个,市级示范社210个,县级示范社329个;最新成立合作社联合社30个。

      家庭农场 截止2017年8月底,全市在农业(农经)部门认定并登记录入《山西省家庭农场信息系统》的家庭农场有1033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家庭农场809个(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388个),从事畜牧业的家庭农场185个(其中:从事生猪生产的55个),从事渔业的家庭农场2个,从事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36个,从事其他的家庭农场1个。

      全市家庭农场共有人口4527人,家庭劳动力2778人,长期雇工796人。全市家庭农场经营土地总面积154976亩,其中:家庭承包面积40788亩,流转土地面积114188亩。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土地面积150亩,平均流转土地110.5亩。

      全市从事种植业生产的809个家庭农场,共经营土地面积141219亩,其中:流转土地面积105746亩。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土地面积174.6亩,其中:流转土地面积130.7亩。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下的家庭农场331个;经营土地面积100-200亩的315个;经营土地面积200-300亩的60个;经营土地面积300-400亩的40个;经营土地面积400-500亩的18个;经营土地面积500亩以上的45个,其中:1000亩以上的15个。全市认定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9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9个,县级示范家庭农场66个。

      7、2013年至今,进行土地确权,三权分置,激活农村发展潜力。

      土地确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和农业部等六部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5〕2号)文件精神,根据临汾市委、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 我市农村承包地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于2014年开展试点工作,2015年、2016年全面开展,2017年扫尾完善。农村承包地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全市17个县(市区)2962个村、9652个发包方、72.6万个农户、家庭承包面积659.6万亩,共签订承包合同份数71万份,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71成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

      出台的配套措施

      1.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2010年

      2.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 2010年

      3.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年)

      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员培训大纲(试行)》的通知(2012年)

      5.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规范》的通知(2013年)

      6.农业部关于印发《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2013年)

      7.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的通知

      调 解

      中办发[2015]60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农经发[2016]8号文:农业部关于加强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的意见

      三权分置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三权分置: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14年61号文件《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通知,2016年10月30日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国营农业

      国有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晋绥边区建立临汾试验农场。50年代初期,境内建立少数地、县办国营农场,有关科研单位和院校建有农业试验田。1958年临汾地区在临汾县河西建立果树场,占地5000余亩,不久下放临汾县作为公社级单位管理。60年代至70年代,县市所办农业企业增多,均规模较小,临汾市办有良种场、奶牛场、种鸡场和种猪场等,各单位职工数十名至上百名。国营农业产值不足全区农业总产值1%,主要为本地农业生产发挥示范和服务作用。80年代,全区国营农业实行职工承包经营责任制。90年代后,此类国营农业单位通过改制、拍卖、重组等形式,归并改组为其他产业部分。境内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发挥种业骨干作用。

      国有林业 1949年至1953年,国家进行林权划分,大片天然林木收归国有。境内国有林木面积600多万亩,约占全境林地三分之一。1950年起,相继建立河底、十字河、小涧峪等国营林场,至1980年全区境内共建有省属国营林场10多个,分属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三个森林经营局管理。2005年,全市境内有省属国有林场16个,经营管理面积320多万亩,职工470多人。1953年至1976年,各县市相继成立国营林场,有洪洞三交河林场、安泽府城林场、乡宁石景山林场等10多个。2005年,全市有县市区所属国有林场16个,经营管理面积340多万亩,在岗职工760多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1100多万元。国有林场主要担负森林管护、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和木材生产等基本任务。各林场划分若干管护站和林班,个别林场配备森林干警、设检查站。80年代以后,各国有林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森林安全工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与各地农村集体林业生产共同组成国家三北地区防护林工程建设系统,发挥基础和骨干作用。为保证绿化造林事业,1950年起,各县市普遍建立国营苗圃,至1973年共建县属苗圃20个,各占地100亩至300亩左右,洪洞华林苗圃面积达700多亩。2000年,巿林业局在荛都区贾得乡东亢村建立市属苗圃420亩,至2005年生产苗木370万株。2002年,省林业厅在襄汾县汾城建立省属苗圃,占地350亩,各苗圃主要生产适宜当地栽植的杨、柳、榆、槐、松、柏等各类苗木,1990年后,大多增加城巿绿化所需花草树种。境内国有林业除省属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和太岳山国有林管理局(域内占一部分,局机关在介休)外,还有市煤炭局吉县矿柱林场,经管面积3.8万亩;铁路苗圃70多亩,均为该系统服务。

      第二章 耕作技术的沿革

      第一节 耕作制度(技术站)

      耕作制度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为了达到持续高产所采取的全部农田技术措施。是根据作物的生态适应性与生产条件采用的种植方式,包括单种、复种、间种、套种、轮作、连作、休闲等。耕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并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变化。在农业发展史上,其演变过程大致由撩荒农作制、休耕农作制、连作农作制、轮作农作制向间作套种农作制、发展。

      1、撩荒

      抛荒。 土地空着不种。

      2、休耕农作制

      在撂荒耕作制抛荒年限逐渐缩短到只有1年-2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耕作制度。一块地上,一年播种作物一年空闲,空闲的一年中依靠自然过程恢复地力。这一阶段中,已开始辅以人工养地措施,如少量施用有机肥等。

      3、单种

      同一时期播种单一的品种。

      4、复种

      重复上一茬(季节)的作物。

      5、间作套种

      间作套种是在两种作物之间,再种上其他的作物。

      我市传统的间作套种方式主要有小麦玉米间作,棉花小麦间作等,进入80年代相继推广粮粮间作、林粮间作、果粮间作、粮草间作等。90年代以后,全市大力推行立体种植。间作套种的主要模式有:

      小麦套种玉米复播大豆:即6行小麦套种2行玉米,小麦收获后复种2行大豆。

      玉米间作大豆:玉米、大豆2:2、2:3、2:4式种植。即两行玉米2行、或3行、或4行大豆。

      谷豆条带种植:谷子、大豆3:4,即3行谷子,4行大豆。谷子、绿豆3:5,即3行谷子,5行绿豆。

      玉米套种马铃薯:根据地方条件收获目标不同,玉米的配置形式有1;1、2:2、3:2。即玉米1行套种马铃薯1行、玉米2行套种马铃薯2行、玉米3行套种马铃薯2行。

      小麦复播大豆间作油葵:6:4,即6行大豆,4行油葵。

      大蒜套种马铃薯:4:1,即4行大蒜,1行马铃薯。

      马铃薯套种甘蓝:2:2,即2行马铃薯,2行甘蓝。

      6、轮作倒茬

      轮作倒茬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同作物、不同季节、不间断的种植生产。

      本市农民在长期的耕作时间中,认识并掌握以作物种植为主的轮作倒茬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物轮作沿用小麦、苜蓿为主的麦草轮作方式。60年代,主要轮作方式有小麦—夏作物(玉米、谷子)—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夏作物(玉米、谷子)—棉花两年三作轮作制。70年代初,压缩小麦面积,大种高粱,盲目提高复种指数,使正常的轮作制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下降。1980年以后,侯马、曲沃、襄汾、翼城等棉麦种植区主要轮作方式为:小麦—夏玉米—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大豆—小麦一年两作制;小麦—夏绿豆—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夏油葵—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油葵—夏玉米两年三作轮作制等,延续至今。

      第二节 耕作方式(技术站)

      临汾市历史悠久,早在15 万年以前的“丁村人”就已在此劳动、生息。临汾古称平阳,相传为唐尧古都。春秋属韩,秦、汉为河东郡地。晋永嘉三年刘渊建都于此。隋为临汾郡,唐置晋州,宋、元、明、清为平阳府。耕作方式逐步由原始的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等传统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耕作转变。

      1、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

      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原始农业出现,耕作方式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就等收获了。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

      2、石器锄耕

      骨耜、石梨、铁制农具

      耒耜

      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先秦时期,人们使用“耒耜”、石锄、和石犁等工具,提高了功效,取得较好的收成。从耕作方式、农具使用来分析可将其划分为耕前期、耜耕期和犁耕期3个发展阶段。“刀耕火耕”属于耕前期。随着大量骨耜和石耜的使用,人们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合铁犁

      3、铁犁牛耕

      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类对自然要求的增加,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进入到传统农业阶段,既采用“铁犁牛耕”时期。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青铜农具,由于懂得了开沟排灌、除草培土、施肥技术,依次肥沃的土地可以连续耕作,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在休耕一两年后轮耕,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随着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量出现,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铁犁和牛耕结合而形成了新的耕作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出现和初步的推广,加上灌溉和施肥技术的新进展,大大提高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从此,铁犁牛耕成为封建社会基本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完全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由粗放耕作走向了精细耕作。

      4、现在全机械化耕作

      机械化耕种

      我国农耕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我国的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农民的期望所盼,到农业产业变革的先进生产力. 解放前,农民拉犁种地,解放后逐渐实现机耕.与此同时,其他农业作业也开始步入机械化,从收打脱粒机机械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各类设备遍布城乡每个村庄。

      机械化耕种1

      第三节 品种改良(种子站)

      一、品种引进推广

      1、小麦

      1949年以前,本区种植的小麦基本是农家品种,有红山麦、白山麦、金裹银、蚂蚱麦、白线麦、三月黄等。

      50年代初,小麦品种为农家良种和引进的一些品种,即碧蚂1号、4号,西农6028、太谷49,金裹银,蚂蚱麦,竹叶青,红秃麦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推广抗病品种,大量淘汰感病品种和农家品种,较大面积推广西北612、石家庄54、农大183、农大498、太谷49、早详麦等。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育种水平的提高,大量新品种取代农家品种和混杂退化的老品种,推广的主要品种有北京5号、丰产3号、北京10号、泰山1号、泰山4号、跃进5号和省内育成的晋麦1号、5号、6号、7号、8号、10号等,基本取代原有品种。

      70年代末期,主要推广本省自育品种,晋麦10号、16号、17号为主要推广品种。推广的外省品种有北京10号、泰山1号、4号等。

      80年代,主要以高产、优质、抗病、抗旱品种为主,重点推广12057、晋麦16、20、21号,辽78—2、79-2,渭麦5号等。

      90年代,推广晋麦30、31、33、49、47号,鲁麦14号、晋麦54、56、60号等品种。

      进入21世纪,推广邯6172、石家庄8号、济南17、19、20、临丰3号、临远3158、临丰615等品种。

      现阶段,推广的品种主要有:平川高水肥区以济麦22、尧麦16、金禾923、良星99、鑫麦296为主,搭配种植鲁原502、山农20、临优7287、运麦494、山农22、烟农21等品种;平川中水肥区以烟农19、济麦20、临远8号、晋麦89为主,搭配种植临优7287、晋麦83、临汾6208等品种;平川旱地以运旱20410、晋麦92、运旱21-30,晋麦90,临旱536为主,搭配种植中麦175、晋麦98、运旱719、临旱6号、晋麦47等品种;山区旱地以晋麦47、临丰3号为主。

      2、玉米

      ⑴ 品种类型的演变:解放后,我市玉米品种经历了从农家品种→品种间杂交种→顶交种→双交种→三交种→单交种的演变过程。

      1949年前,临汾大部分地区主要种植农家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不高。1949年良种种植面积,仅占玉米总播种面积的20.0%左右。

      解放后,从1950年开始推广玉米良种,起点很低。

      1950-2008年,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转变。即1950-1959年,主要推广评选出来的开放授粉品种和品种间杂交种;1960-1969年,主要推广玉米双交种;1970-1989年,主要推广玉米单交种,顶交种、综合种、双交种、三交种综合利用;1990-2008年,主要推广抗病、优质、高产单交品种。这四次转变,为临汾市玉米增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⑵ 优良杂交种的更换:在玉米品种四次大的转变的过程中,临汾有组织的进行过6次品种更换,从2006年开始进入第7次更换。每次优良品种更换都紧密结合耕作、栽培、施肥、植保等配套技术推广应用,有效地提高了产量,改善了品质,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0-1959年,第一次品种更换。这次品种更换,以推广金皇后和以金皇后组配的品种间杂交种晋杂5号、长杂4号、春杂1号为主。引进华农2号、英粒子、百日黄、60日黄、2皇后、白马牙、华农2号等。其主要特点是:以发动群众评选良种,因地制宜地加快品种更换速度。

      1960-1968年,第二次品种更换。50年代末至60年代,开始引进和推广晋杂2号、威尔64A、维尔42、维尔156、农大7号、春杂5号和12号、中杂33号和中杂44号及双跃150等双交种。推广的主要品种有春杂5号、春杂12、农4B、农大7号、新双1号、双跃150、四双1号、黄白双交、豫双5号、冀双55、中杂44、吉双9号及晋杂号、长杂号等。主要特点是,杂交种推广逐步取代开放授粉品种和品种间杂交种,以推广双交种为主,

      1969-1977年,第三次品种更换。推广的主要品种有新单1号、白单2号、白单4号、群单1号、群单2号、南单15、晋单1号、晋单3号、晋单4号等。这次品种更换的特点是,更换常规品种和双交种,以推广玉米单交种为主,辅之以顶交种、三交种、逐步取代双交种。

      1978-1989年,第四次品种更换。特点一是用高产抗大斑病的单交种取代了不抗病的单交种、三交种和双交种,另一个特点是本省自己育种有了较大发展,本省育出的玉米优良品种占到良种推广面积的46%。推广的主要品种有中单2号、忻黄单号、晋单号、中单号、长单号、大单号、白单号及丹玉6号、丹玉11、大单2号、晋中301、常杂1号、四单8号、烟单14、京早7号、苏玉1号、津夏1号等。

      1990-1996年,第五次品种更换。特点是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需求为目的,用高产、优质、抗病品种,更换种植已久的品种,以适应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同时,引入以掖478及其衍生系为主的多个紧凑型品种,提高光能利用率,增加密度,开辟增产的新途径。推广的主要品种有农大60、晋单25、晋单27、晋单29、掖单12、掖单13、丹玉13、沈单7号、本育9号等。在这期间,我省1996年特审了晋单34、晋单35、晋单36等一批高产优质品种。

      1997-2005年,第六次品种更换。特点是以抗病和高产为主要目标,除要求品种抗大、小斑病外、在山区中晚熟玉米区要抗玉米矮花叶病,平川夏播玉米区要抗粗缩病。同时,将优质也列为重要指标。推广的品种有农大108、农大3138、晋单36、太单30、西玉3号、冀张玉1号、晋单34、晋单37、郑单958、浚单20等。

      从2006年开始进行第七次品种更换。特点是增加密度,提高单产。逐步用耐密型抗病品种替代平展型品种。在生产上推广的耐密性高产品种有郑单958、先玉335、大丰26、晋单63、晋单52、浚单20、并单5号、并单390、强盛16、强盛51、临单15、晋单48、晋单62、晋单63等。

      现阶段推广的玉米品种,春播主导品种主要有:君实615、潞玉36、太育2号、晋单65、大丰30、大丰26、诚信16、晋单63、屯玉99、强盛368、华农118、强盛369、先玉335、晋单69、华农138、大玉3号等品种;夏播主导品种主要有:大丰33、君实9号、五谷702、中地88、裕丰303、浚单29、润民9号、泉玉9号、登海6702、金玉24、晋单52、晋单63、华农118、郑单958、浚单20、滑玉14等品种。

      3、谷子

      50年代系选出的良种有60日糙米、杂根齐、小白谷、白流沙、沁州黄、母鸡嘴、张纯一、东方亮等。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推广原有良种的同时,引进磨里谷、承农工2号、晋谷1号,农家品种以红母鸡、毛毛谷、羊角谷、小红谷等为主。

      70—80年代,继续延用农家种,并且对农家种提纯复壮,引进晋谷10号、晋谷13号和14号等品种。

      90年代,积极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选择了一批质优、产量较高抗逆性较强、适宜我区种植的晋谷21、晋谷16和晋谷27等优种。

      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推广的品种有:晋谷21、晋谷29、长农35、长农40等品种。

      4、高粱

      50年代初,本区引进推广的高粱品种有二鹅黄、大红袍、大狼尾、盘陀、猪抬头、娥儿黄、钢锤茭、白软高粱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高粱推广九头鸡、大中心、洋大粒、黄罗伞等。

      60年代高粱推广晋杂1号、2号、4号、5号、6号、7号、遗杂10号等杂交种。

      70年代末,高粱普及杂交种。

      80年代,高粱在稳定推广晋杂4号、5号、6号、7号的同时,迅速扩大高抗丝黑穗病的晋中405、晋杂11号等。

      90年代高粱仍以晋中405为主,还迅速推广了晋杂11号、晋杂12号、晋杂4号和5号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市高粱零星种植,推广的品种有晋杂16、晋杂23、晋糯2号等。

      5、大豆

      解放初期至五六十年代,本区大豆主要以农家品种大黄豆为主,黑大豆主要用作牲畜饲料。

      80—90年代,从外省引进晋豆系列、中黄系列等品种,经过试验、示范,筛选出了晋豆19号、冀豆4号、晋豆11号、晋豆16号和晋豆25号等。

      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推广了晋豆36号、晋豆37号、汾豆56号等。

      6、马铃薯

      80年代初,本区引进马铃薯新品种小面积试验示范、总结推广了小整薯播种技术、脱毒整薯栽培技术,主要以里外黄、紫山药等农家种为主。

      80年代中后期,马铃薯品种更换与脱毒技术相结合,重点推广晋薯6号、紫花白、中心24、东北白等。

      90年代,东北白、紫花白在本区种植面积占到一半以上,另外还引进了一些早熟品种,克新1、2号脱毒种薯、东北白、费乌瑞特等品种。

      近年来,引进推广了一些专用品种,淀粉加工型以晋薯2号、7号、8号,克新1、2号等为主。薯条、薯片品种以大西洋、夏波蒂等为主。食用商品薯品种以津引8号、晋薯16号、晋薯17号、青薯9号、西农431、克新1号、紫花白、金冠、黑美人等为主。

      7、莜麦

      莜麦是一种古老作物,在生产上应用的品种繁多,根据形态特征和生育期长短,可分为大莜麦(生育期100~120天)、小莜麦(生育期90~100天)、小小莜麦(70~80)三种类型。又因收获季节不同,有夏莜麦和秋莜麦之分,立秋前后成熟的为夏莜麦,处暑后成熟的为秋莜麦。

      80年代以后,莜麦的育种工作发展较快,山西省高寒作物研究所相继育城雁红2号,晋燕1号、2号、3号和4号等优种,取代了大部分农家品种。

      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莜麦的主要推广品种有晋燕2号、4号、雁红10号、晋燕1号、和丰1号等品种。

      目前,推广的莜麦品种有晋燕8号、冀张莜5号。

      8、棉花

      50年代初,本区引进推广的棉花品种有斯字棉、斯字517、金字棉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棉花品种以岱字棉、徐州209、徐州1818等取代斯字棉、金字棉等。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本区棉花中早熟棉区选用徐州1214、鄂光棉、岱字15号等。特早熟棉区选用中棉7号、朝阳1号等。

      70年代末,本区棉花以岱字16、邢台6871、陕401、陕1155、徐州142、鲁棉1号和黑山棉分别取代原有品种。

      80年代,重点推广抗黄枯病的晋棉7号、中棉12号、李台8号外,在特早熟无病棉区推广晋棉5号、6号、10号等。

      90年代,棉区重点推广了晋棉12、13号,中棉16号、19号,晋棉10号等。

      9、油菜

      90年代以前,主要重视产量的提高,油菜品种发展比较缓慢。进入90年代以来,本市加强了优质油菜的培育试验示范力度,特别是优质双低油菜品种宁杂1号的选育成功,不仅品质优,而且产量水平较高。此外,引进的宁杂3号、苏油1号、油研7号、8号也是适宜本市的优良种。

      10、花生

      花生由于种植面积少,在本区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生产上种植品种主要是从外地引进的鲁花9号、11号、14号、晋花1号、2号、3号,黑花生、红花生1号、改良大白沙、鲁花4号、9号,海花1号等。

      第四节 肥料施用(土肥站)

      农家肥是全市最早开始施用的肥料,农家肥主要包括粪尿类、秸秆类、饼肥类、绿肥类等。1949年前,农家肥施用面积占总耕地的25%左右,亩用量一般在1千公斤左右。上世纪50-70年代,各级政府号召多积农家肥,施肥面积和数量有所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阶段,80年代农户畜禽养殖量减少,农家肥施用面积和数量呈下降趋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除蔬菜等经济作物和部分果树外,粮食作物施用农家肥逐年减少, 2016年农家肥施用量约270万吨。

      化肥施用始于1949年,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总用量10吨(实物量,下同),1954年达千吨以上,1957年突破万吨,1977年达10万吨,2000年增加到50万吨;2016年达52.8万吨;亩均用量:1956年1公斤,1972年10公斤,1978年25公斤,1990-2010年为53-77公斤,2016年为 80 公斤。

      氮肥是全市施用最早的化肥品种,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氮肥主要是硫酸铵、硝酸铵、碳酸氢铵、氮水、氯化铵,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尿素成为最主要的氮肥品种,1980年用量为2.9万吨,占化肥用量的85%,到了2000-2010年达到7万吨左右,占化肥用量的66—71%,2016年用量为20.7万吨,占化肥用量的39 %。

      磷肥主要品种为过磷酸钙、磷矿粉,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全市很少施用磷肥,上世纪70年代用量有所增加,上世纪80年代呈快速增长趋势,1980年为0.47万吨占化肥用量的14%,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磷肥施用处于稳步增长阶段,所占比例达28%左右,2010年用量2.06万吨,所占比例下降到20.8%,2016年用量 13.9万吨,所占比例26.3%。

      钾肥主要品种以硫酸钾、氯化钾为主,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全市耕地很少施用钾肥,1980年钾肥用量仅208吨,上世纪90年代年均用量约3440吨,2010年上升到8000吨,钾肥主要用于果树、蔬菜。2016年钾肥用量达到2.1万吨。

      复合肥品种有磷酸二氢钾、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硝酸磷,全市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施用复合肥,最早施用的是磷酸二氢钾,主要用于作物叶面喷施,1980年复合肥用量612吨,1991年增加到2万吨以上,2010年达到4.3万吨,2016年达到7.7万吨。

      2005年国家农业部启动为期十年的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在对全市土壤养分检测的基础上配方肥在全市推广,到2009年全市累计推广配方肥(折纯)14.56万吨,科学施肥技术和配方肥的应用增加了作物产量,减少了肥料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2016年开始实行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配方肥施用面积达到730万亩。

      第五节 植物保护(植保站)

      1、临汾植保近70年概述

      沧海桑田,岁月匆匆。1949——2016年,时空已跨越了近70个年头,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植保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成长历程。我市植保战线全体干部职工始终不渝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和谐植保”理念,着力构建新型植保体系和加快推进植保专业防治队伍建设,提升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防控减灾和检疫、农药监管能力;加快植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确保我市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安全,积极为我市的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驾护航。

      2、植保体系建设与发展

      1951年,我区成立了临汾行政专署农作物病虫防治站,1956年成立了晋南地区植物检疫保护站,从而使植保植检工作步入正规。60年代中期,人员逐渐增加,地区站一度多达46人。文革期间,我区植保工作也受到一定冲击,但我区植保科技工作者仍以事业为重,在蝗虫、棉红铃虫、棉花枯、黄萎病、小麦条锈病、农田灭鼠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70年临汾、运城两地区分开,当时地站留下20个人左右,工作处于恢复时期。70年代我站重点推广瓢治蚜的生物防治、天敌资源普查、赤眼蜂防治棉铃虫等工作。1972年高梁蚜大发生,1977年大斑病大流行,给全区粮食生产造成大幅度减产。1979年临汾地区植保站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类型,增设了临汾柴村、曲沃、大宁、安泽等4个病虫测报中心站,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洪洞县病虫区域性测报站。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使我区植保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1980年在临汾市果树场搞苹果桃小食心虫防治试验,虫果率由原来的75-90%,降低到0.35%;1982年推广棉花抗病品种,有效地控制了棉花枯、黄萎病,并获得了农业部工作奖;1982年以前,全区仅有地区站17个人,县、乡植保工作均由农业技术推广站兼管,全区专业植保工作人员40余人。1983年,县级植保植检站首批在襄汾、洪洞二县成立,1988年临汾地区植保站更名为“临汾地区植保植检站”,1997年,全区县市级植保植检站全部成立。2000年随着临汾地区更名为临汾市而改为“临汾市植保植检站”。

      目前,我市在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支持下,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控制区域和主要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预警防治站5个,农作物病虫害观测场及应急药械库6个,病虫测报站17个县市区级全覆盖;全市建立了统防统治专业防治队伍97个,机防队员2264名,全市从事植保工作的专业人员有132 人,其中有高、中级专业职称的55人。近70年的发展壮大,市、县乡村四级病虫测报网络体系基本建成,尤其是现代科技网络手段的应用,如可视预报、手机短信、微信等,使病虫测报数据及时、准确,从而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3、植保发展大纪实

      1、1951年,我区成立了临汾行政专署农作物病虫防治站,1956年成立了晋南地区植物检疫保护站,1962年建立实验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中断,1972年实验室又得到恢复,1982年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检疫员证,当时全区检疫人员36名,1986年根据国家规定检疫员统一着装。到1997年全区已有专职检疫人员77人,其中地级专职检疫人员5名,目前全市已有专职检疫人员59名,市级检疫人员4名。

      2、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根据1992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布,2005年颁发植物检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3、临汾市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项目在省农业厅、临汾市委市政府、市农业局及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于2005年11月破土动工,总建筑面积2660㎡。附照片

      4、2010年临汾市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

      5、2010年—2015年我市洪洞、曲沃、尧都区、安泽四县农作物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控制区域预警站先后落成并通过验收。

      6、2013年—2017年襄汾、侯马、翼城、吉县、隰县、霍州六县市的农作物病虫害观测场及药械库建成并通过验收。

      7、1997年5月8日首次发布《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8日修订实施。

      科技成果与著作

      1983年《棉花抗病品种推广》获省政府科技成果推广三等奖

      1985年《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获临汾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5年《磷化铝杀鼠技术》获临汾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40%甲基异柳磷拌种,防治地下害虫技术推广》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2年《大豆孢囊线虫病的研究及防治技术》获省科技成果推广二等奖

      1992年《山西蚧害调查及防治技术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年《麦田害虫综合治理》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棉铃虫综合防治技术实施方案》获省科委科技应用三等奖

      1993年《条沙叶蝉与小麦红矮病发生流行关系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4年《蜡蚧灵在多种作物上的开发利用研究》获临汾地区科技应用一等奖

      1994年《麦蝽蟓生物学特性与防治措施研究》获临兴建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年《蜡蚧灵在多种作物上的开发利用研究》获省科技应用二等奖

      1998年《卵形异绒螨主要生物学、生态学及持续利用》获省科技进步理论一等奖

      1998年由梁岩华同志主编的《植物保护实用指南》内部出版发行

      1999年《棉花铃病成因分析及综合防治研究》获省科技进步理论三等奖

      2010年《果树腐烂病新技术推广》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

      2015年《小麦重大病虫防控技术》项目,荣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一等奖

      历年各时期病虫发生的主要种类

      临汾地处山西南部,有山、有河、有川,地形复查,气候差异明显,适宜多种作物种植,同时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的发生与演变。

      50年代,主要以小麦条锈病、小麦吸浆虫、棉花枯、黄萎病、棉铃虫为主;

      60年代,主要以玉米螟、棉花枯、黄矮病、棉蚜、棉红铃虫、土蝗、地下虫害、小麦吸浆虫、赤霉病为主;

      70年代,以小麦吸浆虫、小麦黄矮病、麦蚜、棉花枯、黄萎病、棉红铃虫、玉米在斑病为主;

      80年代,以小麦吸浆虫、麦杆蝇、麦蝽蟓、小麦红蜘蛛、小麦穗夜蛾、条沙叶蝉、灰飞虱、麦蚜、小麦黄矮病、黑穗病为主;

      90年代,经小麦白粉病、棉铃虫、玉米病毒病、美洲斑潜蝇、小麦红蜘蛛、小麦黄矮病为主;

      2000年至今,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物种植的品种种类不断增加,我市调查的病虫害涉及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蔬菜、果树、马铃薯、谷子、高粱、大豆、油葵等。其中农业部、省农业厅下达的定点调查任务有小麦蚜虫、麦蚜天敌、小麦红蜘蛛、小麦白粉病、小麦条锈病、小麦叶锈病、小麦病毒病;省农业厅下达的调查任务有小菜蛾、黄瓜霜霉病、番茄早疫病、番茄棉铃虫。普查任务涉及所有农作物病虫害。

      4、测报技术的发展与提高

      50—60年代,主要采取田间定点观测、定点调查;

      60—70年代,对小地老虎、棉铃虫采取糖醋液诱集、杨树枝把、黑光灯、高压汞灯诱集观测;

      80—90年代,采用田间观测、调查与性诱剂诱集观测、黑光灯、生物统计等方法,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入测报技术领域;

      目前病虫害监测严格按照《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测报技术规范》进行,采取的主要器械有病虫测报灯、黑光灯、性诱剂、放大镜等。通过邮箱、电话、QQ、微信等现代化媒体进行。上报系统主要有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和山西省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信息系统。

      第三章 耕地(土肥站)

      我市耕地1949年704.6万亩,2010年741.7万亩,2016年774.0万亩。

      据1979年3月开始至1987年4月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我市农耕地土壤绝大部分属褐土类,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92.0%。本次普查对全市13878个土样进行了化验分析: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值11.3 g/kg、全氮平均值0.77 g/kg、速效磷平均值8.7 mg/kg、速效钾平均值137 mg/kg,全市耕地土壤养分状况总的趋势是有机质含量低,氮素不足,磷素缺口较大,氮磷比例失调。土壤缺锌、钼、硼,部分缺铁,锰、铜含量相对丰富。耕地土壤PH值在7.8-8.4之间,少数属中性或微酸性,多数属微碱性。

      由于养殖量的增加和秸秆还田面积的连年增加,据1990年至2015年的26年间全区322个点的土壤肥力动态监测结果:有机质总体水平逐年上升增幅达6.96g/kg;全氮呈上升趋势增幅达0.20 g/kg,趋于稳定;有效磷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幅达4.88mg/kg;速效钾平川区和东山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幅达60mg/kg,而西山区呈缓慢上升趋势,趋于稳定。

      2005年—2009年我市开展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对62250个土样的测试结果:有机质平均值为15.78 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4.48 g/kg;全氮平均值为0.77 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0.12 g/kg;有效磷平均值为13.89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5.19 mg/kg;速效钾平均值为184.7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45.7 mg/kg;PH值7.6-8.5的占统计样本的98.8%;有效锌平均值1.38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0.868 mg/kg上升了0.51 mg/kg;有效硼平均值0.71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1.38 mg/kg降低了0.68 mg/kg;有效铜平均值1.04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2.65 mg/kg降低了1.61 mg/kg;有效锰平均值7.38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7.54 mg/kg降低了0.16 mg/kg;有效铁平均值4.11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15.1 mg/kg降低了11.0 mg/kg;有效硫平均值46.95 mg/kg。

      由于化肥的施用和秸秆直接还田和过腹还田,我市耕地有机质、氮、磷、钾等大量营养元素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作物产量的持续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加大,很多地方的耕地土壤微量元素没有得到有效补充,一些作物开始出现缺素症状,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效果明显。

      第四章 种植业

      第一节 粮食生产(玉米)

      玉米俗称玉茭。万历年间传入山西,由于易管理、产量高、用途广,很快在各地传播开来,在临汾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至2003年种植面积在150万亩左右,2005年超过200万亩,2010年达到299.24万亩,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居粮食作物第二位;到2016年玉米面积达387.51万亩,超过小麦面积,居粮食作物的首位。

      1、产区分布

      临汾玉米产区按生态区可分为春播玉米区和夏播玉米区。

      春播玉米生态区为东西山区县春播中、晚熟玉米区。此生态区年平均气温约9.4℃,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均海拔800米左右,无霜期160天左右,玉米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玉米面积的50%。此生态区玉米单产水平较高,产量也比较稳定,耕作制度以一年一作春玉米为主,部分有效积温较高的地区,可在小麦收获后种植小积温玉米品种,从而实现两年三作。

      夏播玉米生态区为沿汾河流域平川玉米区,区内年平均气温约13.6℃,降水量550毫米左右,平均海拔360.6米左右,无霜期180-200天之间,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玉米面积的50%。麦收后复播玉米,耕作制度以一年两熟为主。

      成熟期 1、一年一熟制:冬闲土一春玉米。主要分布在山区、半山区,年平均气温较低或土壤较瘠薄的旱地,包括安泽县、古县、浮山县、隰县、蒲县、大宁县、乡宁县、汾西县、霍州市及平川县旱地。2、一年二熟制:小麦一夏玉米(包括套种)。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包括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侯马市、曲沃县水地及平川县市、浮山县等部分肥旱地。3、两年三熟制:以春玉米-小麦-春玉米为主要种植模式。适合于丘陵及平川县旱地。 4、其他:玉米—小麦间作二熟、玉米—蔬菜间作二熟。

      一年一熟制

      一年二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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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适宜品种不同的玉米生态区种植的玉米品种不同,在我市由于有效积温差异较大,种植模式不同,不同生态区主栽品种有所差异。我市曾种植过中单2号、丹玉13、掖单2号、烟单14、掖单13、农大108、蠡玉16等品种。近年来在春播玉米生态区主要以先玉335类型的品种为主打品种,包括先玉335、大丰30、太玉339、诚信16、先玉696等玉米品种;在地块面积较小的丘陵地带,主要种植大丰26、先玉696、太玉511等抗性较强的大穗型品种。在夏播玉米生态区近年来郑单958类型及先玉335类型的玉米均有种

      春播品种 夏播品种

      2、栽培技术 玉米栽培技术应充分利用当地的温光资源,水利条件,趋利避害,建立玉米高光效模式。争取使玉米的生长期处于最佳的气候条件,尤其是玉米的拔节到灌浆阶段,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和水肥条件,因为这一时期玉米生长发育的关键期。生产中,在保证足苗的基础上,主攻稳产丰产,协调群体和个体的矛盾,使产量达到最大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玉米栽培技术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品种能够很好的推广。50年代,玉米生产上实行合理密植,人工辅助授粉,积极防治玉米钻心虫、粘虫和丝黑穗病,取得较显著的增产效果。60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推广玉米双交种,亩产较普通农家品种增产尽40%。此后随着普通玉米杂交种的推广利用,玉米株高降低、亩密度增加、单产不断提高,到90年代,平川地区玉米种植密度在3000-4000株/亩,紧凑型玉米品种的种植密度在3500-4500/亩,同时还广泛推广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和隔行去雄技术。目前在大部分平川地区玉米种植密度在3800-4500株/亩左右,丘陵地区在3000-3800株/亩左右。近年来,耐密机收玉米品种正在逐步进入市场,将会成为未来玉米生产中的主导品种。

      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上,80年代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使得玉米产量大幅提升,1992年全市玉米地膜覆盖面积达到23万亩,比露地玉米平均亩产提高30-40%。1995年实施太行山玉米高产、优质、高效、综合开发配套项目,推广的主要技术有:推广玉米优良新品种;秸秆、地膜、秸秆+地膜二元单覆盖技术;机械化硬茬播种技术;玉米高效立体种植技术;推广玉米专用肥;推广旱作节水技术。2006年开始,随着玉米杂交种生产加工和包衣技术的不断优化,种子的发芽率和出苗率显著提高,玉米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逐渐推广。玉米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对全株距精密播种、半株距或缩距精密播种、半精密播种等节约种子用量、取得高产播种方法的总称,就是使用机械将确定数量的作物种子按栽培农艺要求的位置(行距、株距、深度 )播入土壤,并随机适当镇压的一种新的机械化种植技术,该技术的推广有效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效益。2008年开始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现代玉米丰产方法和现代玉米地膜覆盖项目,使得玉米种植面积、单产和总产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玉米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壤节水保墒能力提高,从而使得玉米单产和总产不断提高。

      耐密机收玉米新品种示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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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窄行玉米种植 单粒点播及地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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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收获及秸秆还田

      3、生产发展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新中国成立后,玉米种植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为103.44万亩,总产8.83万吨;1958年玉米种植面积为129.58万亩,总产首次超过15万吨,达到16.54万吨;1973年玉米生产有新突破,总产超过25万吨,达到28.4万吨,平均亩产第一次突破180公斤,达到182.3公斤;1990年种植面积133.25万亩,总产43万吨;1993年玉米总产突破50万吨大关,达到52.2万吨;2010年玉米总产突破100万吨大关,达到107.85万吨;2016年玉米总产达149.65万吨。

      单位面积产量。1949年全市玉米亩产85.3公斤,1952年亩产106.2公斤,1971年亩产175.0公斤,1978年亩产243.0公斤,1989年亩产达到308.5公斤,2010年亩产达360.4公斤,2016年平均亩产达400.21公斤。

      第二节 经济作物(经作办)

      1、经济作物生产总体概述

      经济作物又称技术作物、工业原料作物,是指具有某种特定经济用途的农作物,主要种植目的为赚取高回报,而不以提供粮食为其目标。广义的经济作物还包括蔬菜、瓜果、花卉、果品等园艺作物。

      经济作物是指对自然条件的选择较严、技术要求复杂、产品的经济价值较高、主要是用作工业原料的作物,故又称“技术作物”或工业原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包括棉花、油料、麻类、桑柞丝、茶叶、糖料、蔬菜、烟叶、果品、药材等。

      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首当栽培作物的发现和发展。就我们习惯上说的“小农业”而言,种植作物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农业的发展。下面列举几种主要作物的栽培年代,对我们了解农业文化的渊源不无好处。

      棉花,原产中国南方,已有4000年的栽培史。在古代,又称吉贝、古贝、白叠、梧桐木、古终藤、木棉等。有亚洲棉(中棉),非洲棉(亦称 草棉)和陆地棉(美棉,有耶稣教传教士传入我国)。

      马铃薯,又称洋芋、山芋、土豆、山药蛋、荷兰薯,300多年前由南美洲传入中国。

      烟叶,又称烟草,在我国已有400多年的栽培史,原产美洲,是一种古老的嗜好品作物。明万历末年曲沃人张士英由福建带烟种回乡种植,遂在全区传播。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市境烟草种植面积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2%~4%,90年代以来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6%~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制定扶持鼓励政策,恢复发展烟草业。1950年至1952年烟叶种植面积达4万亩左右,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4%。1952年烟叶大丰收,总产达2932吨。1953年后,烟叶面积下滑,1956年烟叶生产又有回升,当年面积达3.32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2.2%,总产达2956吨,1958年全区烟叶面积仅0.84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0.7%。1960年山西省在市境侯马市、临汾、翼城、襄汾4县建立烤烟基地,1962年国家提高烤烟价格,市境烟叶生产持续发展,1963年种植面积达4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3.7%,当年总产达2185吨。文化大革命时间,烟草生产整体滑坡,1974年种植面积仅0.77万亩。1981年、1982年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59万亩和2.42万亩。1983年山西省加强对烤烟种植计划的控制,烟叶面积下降,之后烟叶生产走向稳步发展轨道。1986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下调,烟叶面积降到低谷,当年种植面积0.12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2%,为历史最低点。1989年以后,烟草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产量大幅度提高。1992年面积达10.58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12.3%,总产达10053吨,为历史最高年。1997年烟叶种植面积8.7万亩,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14.3%,总产8699吨。

      麻类。1949年种植面积0.53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75%,亩产14.5公斤。上世纪50年代,各级政府采取发放贷款、增拨肥料、调整收购价、推广增产技术等措施,调动麻农积极性,种植面积、单产及纤维品质均获得较大提高。1953年种植面积达1.39万亩,占当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1.3%,为历史最高年,亩产达20公斤,比1949年增加38%,商品率也较高。之后,由于受粮食生产和市场供求影响,种植面积和产量波动较大,但总体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1985年种植面积为0.24万亩,仅占当年经济作物面积的0.2%,当年亩产60.5公斤,为历史最高亩产,比1949年增加3.2倍,之后,随着化纤和塑料工业的飞速发展,麻类生产进一步萎缩。1997年种植面积仅0.1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1%,亩产30公斤。之后麻类生产鲜见。

      果树,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时期就有栽培,是世界发源地之一。有苹果、葡萄、柿、梨、香蕉、菠萝等。

      水稻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人类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已有7000多年。

      小麦起源于外高加索地区,我国栽培已有4000多年。

      玉米,原产南美洲,400多年前传入我国,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后平原,又称番麦、御麦、玉米、玉茭、苞米、珍珠米、棒子。

      大豆,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油兼用作物,已有4000年的历史。古称菽或荏菽。

      甘薯,又称番薯,山芋、朱薯、红山药、金薯、红薯、白薯、土瓜、地瓜、红苕,随地易名。16世纪从南美洲引入我国,已有400多年栽培历史。

      西瓜。临汾市种植西瓜的历史悠久,由于条件优越,一直以来是山西省西瓜种植的主要产地。从建国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瓜种植大都处于自发性生产状态,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西瓜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状态。1978年以后,西瓜生产逐步转向商品化,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本市2000年播种面积3.63万亩,总产量8.96万吨,总产值0.55亿元;2005年播种面积5.8万亩,总产量15.4万吨,总产值1.06亿元;2010年总播种面积4.86万亩,总产量13.8万吨,总产值1.0亿元。在各县(市、区)均有分布,有传统种植习惯地区分布面积较大,浮山县、大宁县均在1万亩,占西瓜总面积41%。栽培上以地膜覆盖为主,2000年以后,引进小拱棚、大拱棚及日光温室栽培。大宁西瓜在全市乃至全省享有盛誉,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枣树,是我国的特产。驯化栽培已有3000多年,在华北一带分布为广。最早在无核枣、金丝枣、脆枣和圆铃枣。后来,各地驯化,改良品种随地各异,名称繁多。

      2、棉花生产的辉煌时期

      据史料记载,晋南植棉始于元代,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随着沿海工业的兴起,临汾棉花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早在1920年之前,棉花就是临汾一项经济产业,1927年(民国16年),洪洞县、曲沃县的棉花种植面积都超过了10万亩。据《中国实业志》载:1936年,在临汾成立棉花试验场,对引进的棉花品种进行试验和推广。抗日战争期间,棉花面积急剧下降。抗战胜利后棉花生产开始回升,到1949年,市境棉田面积达到54.8万亩,平均亩产16公斤,棉花面积占到全省144.1万亩的38%,亩产超过全省平均数2公斤。1956年棉花面积达到133.1万亩,成为历史最高年。

      1959年至1965年,为市境棉花生产调整恢复时期,面积、产量和收购量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到1965年棉田面积达到99.8万亩,亩产恢复到25.5公斤,总产达到2557.6万公斤,成为60年代的最好水平。这一时期,在晋南地区诞生了全国著名的“棉花八仙”,其中,属现临汾市的有:曲沃县王德合、常修文,翼城县吴春安、马芳庭。他们创造了棉花大面积丰产的记录,是农业战线的旗帜和榜样。1963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在《推广晋南棉花八仙先进经验》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晋南专署副专员李辉《学八仙赶八仙》的文章,并以两版的篇幅推广介绍了王德合《政治、技术、管理三结合》、吴春安《一次播种一次全苗》、马芳庭《土地一年四作,棉花亩产二百》、常修文《老水地棉花增产要诀》等“棉花八仙”的经验。

      1965年至1981年,棉花生产呈徘徊停滞状态,16年间,棉花平均亩产18.5公斤。亩产最高的1969年为24公斤,亩产最低1972年为12公斤。总产在1100万公斤~2300万公斤之间徘徊。

      1982年至1984年为高速增长期,棉田稳定在80万亩左右,亩产逐年上升,1984年棉花总产由1981年的1167.39万公斤提高到3495.6万公斤。

      1985年至1994年,棉花生产呈现上升。1985年出现“卖棉难”,棉田面积、亩产和收购均呈下降。1986年襄汾县被列入全国第二批优质棉基地,1987年至1994年全区植棉面积呈上升趋势,1994年达到43.1万亩。

      1995年至2016年,全市棉花生产呈下降趋势。2010年,全市仅6.08万亩棉田。2016年全市棉花种植面积0.29万亩,总产量154.5吨。

      3、“棉花八仙”

      在晋南农业发展史上,曾经诞生过全国著名的“棉花八仙”。他们创造了棉花大面积丰产的记录,是农业战线的旗帜和榜样。1963年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代表会议上,《山西日报》发表了晋南专署副专员李辉“学八仙赶八仙”的推荐文章,以整两版的篇幅推广介绍了“棉花八仙”的经验。那么,这“八仙”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曲耀离,运城县龙居乡南庙村人。1951年他响应党的“爱国家种棉花”号召,在互助组种2亩棉花,平均亩产籽棉456公斤,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发电报请他参加国庆观礼,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突出介绍了他“掌握棉花蹲苗规律,培育丰产苗架,看天看地看苗分阶段管理的经验。”

      吴春安,翼城县西梨村党支部书记。他认真学习曲耀离植棉经验,采取改进播种技术,顶背防踩,双人留籽,犁后带环等措施,一次播种保全苗。1952年5亩棉花平均亩产籽棉510公斤,1953年获全国金星奖章,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王德合,曲沃县杨谈村村长,高级社主任。他创造性地学习运用“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1961年创造了大面积旱地棉花丰产的新记录,1962年又连创棉麦大面积丰产记录,是全区唯一获“棉花八仙”和“小麦十杆旗”双奖的单位。他被选为出席中共九大代表,曲沃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

      马芳连,翼城县东关村村长,高级社主任。针对当地人少地多,水肥充足的特点,创造了棉菜间作,一年四作,高垄栽培,高产稳收的经验。七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吴吉昌,闻喜县东镇乡涑阳村村长,高级社技术股长,生产主任。创造了“苗要小,天要好,窝要小。水要少,双苗好”的芽苗移栽缺苗补苗的好经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邀他去传经送宝。彭真同志称赞他为“农民科学家”。1960年被山西省农科院聘为研究员。

      常修文,曲沃县吉许村行政村长,高级社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刻苦钻研植棉技术。采取只浇春水,双沟施肥,双人留籽,深锄曝晒,提高地温,连续治虫等措施,创造了老水地棉花高产记录。1958年,他亲手种的5亩棉花丰产田,平均亩产籽棉1056斤,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62年全村棉花平均亩产突破150斤。被聘为省农科院研究员,曲沃县政协委员,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姚文章,绛县南樊乡郇王村村长,高级社主任。从1952年起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1953年铺沙种棉400亩,平均亩产276斤,比不铺沙的增产2倍。创造了铺沙种棉早熟高产的经验。

      沈辰法,万荣县裴庄乡岔门口村副村长。1957年开始钻研植棉技术,创造了旱塬地区秋深耕带耙么,春季顶凌耙么,蓄水保墒,养墒抗旱的经验,1962年在206天没有落透雨的情况下,270亩旱地棉花平均亩产102斤,比邻村增产1倍以上。三中全会后,他被任命为省农科院棉科所副所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八仙”运动的开展,轰动了全省,波及到全国。各省市来晋南观摩学习的络绎不绝。地委因势利导,一方面通过技术传授网,科学技术协会等形式,大力推广“八仙”经验;一方面又虚心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从全国棉花高产县浙江慈溪聘请100多名植棉能手深入县社指导工作。通过领导、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共同示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全国实施,掀起棉花增产热潮。涌现出曲沃安居、侯马凤城、襄汾东芦、吉县姚家畔、大宁曲峨等高产典型。全区棉花一直跃居全省首位,独占 “半壁江山”,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蔬菜(经作办)

      1、蔬菜发展总体情况

      1949年以前,市境蔬菜生产水平低下,发展缓慢,蔬菜种类一般只有黄瓜、白菜、大葱、韭菜、大蒜等20余种。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主要是黄瓜、萝卜、大葱、韭菜等10余种。种植范围主要局限于城郊和经济发达、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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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初,蔬菜生产很少,品种单调,蔬菜市场主要由私人商贩经销和生产者自售。1957年以后,蔬菜生产基地和重点产区的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实行“批零一条线”。全区蔬菜种植面积、亩产、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均有较大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为缓解口粮不足矛盾,全区普遍扩大菜田面积,增加蔬菜产量,组织生产自救,蔬菜人均占有量增加近1倍。经过3年调整,困难时期过度膨胀的蔬菜生产得到控制,逐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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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设施蔬菜快速发展时期

      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蔬菜生产有所下降。从1973年开始,国营蔬菜部门与农业部门配合,帮助生产基地的菜农引进塑料大棚栽培技术,落实蔬菜播种面积,保证供应菜农口粮,奖售菜肥及时兑现,全区蔬菜种植面积、亩产及总产量都有明显增加。

      1978年至1987年,蔬菜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临汾、侯马、霍县等城市和重点工矿区附近建立扩大蔬菜生产基地;全区推广普及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技术,增加蔬菜栽培茬次,使单位产量和经济效益大为提高;临汾蔬菜公司在郭家庄等生产基地建设贮藏库,提高加工、保鲜能力,使蔬菜淡旺的供应得到有效的调剂。1985年以后,全区蔬菜市场实行开放经营,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走街串巷贩卖蔬菜,逐渐成为蔬菜的主要流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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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至1997年,全区蔬菜生产走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效益为目的“科技兴菜”道路,积极发展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到1997年,全区蔬菜保护地生产面积10.9万亩,其中拱棚面积3.3万亩,节能日光温室1万亩。蔬菜总产量8亿斤,城乡居民一年四季蔬菜供应自给有余。

      1998年4月成立地区农业局经济作物办公室,主要职能是组织蔬菜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及技术培训和技术承包,指导农民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之后,汾河两岸7.5万亩大棚反季节蔬菜基地,平川的洪洞、侯马、曲沃、霍州等县的大葱、白菜基地,洪洞、尧都、襄汾三县区的2万亩白莲基地,隰县,蒲县的4万亩菜用马铃薯基地等八大产业基地初步形成。2000年以后,全市实施蔬菜种植得到很大发展。2001年种植面积达35.5万亩,比1998年的29.6万亩增加6.1万亩;总产量145.9万吨,比1998年增加26万吨;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10.61万亩,占全市蔬菜播种面积的18.84%;保护地生产面积29.6万亩,比1998年增加2.1万亩;日光温室面积3.34万亩,比1998年1.97万亩,增加1.37万亩。

      2002年至2006年,全市蔬菜生产围绕平川“121”调产计划,加大度菜农培训工作,制定15个蔬菜种类的无公害技术操作规程,发展无公害生产,扶持“龙头企业”,培育中介组织,发展订单农业,加强市场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2005年,全市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30.9万亩。到2006年底,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67.93万亩,其中日光温室2.95万亩,大棚2.52万亩。蔬菜总产量221.18万吨,全市农民人均蔬菜纯收入483.59元。2006年全市培训菜农11万人次,山西省中南部无公害生产项目占全市蔬菜总产量的89%。2006年发展蔬菜专业合作社组织达59个,会员达1.44万人。

      2007年至2016年,全市蔬菜生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2007年,蔬菜播种面积78.13万亩,总产量22.9亿公斤,总产值23.57亿元。到2016年,蔬菜播种面积94.8万亩,总产量319.8万吨,总产值56.8亿元。2009年山西省提出“设施蔬菜百万棚行动计划”,设施蔬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到2016年,全市设施蔬菜面积发展到33万亩,总产量159.9万吨,总产值38.7亿元,分别占到全市蔬菜的34.8%、50%、68.1%。

      第四节 食用菌(经作办)

      1、食用菌发展总体情况

      1988年7月临汾地委、行署把食用菌产业列为振兴临汾经济的起步产业之一,成立食用菌生产领导组,组建临汾地区行署食用菌办公室,制定发展规划,各县、市相应成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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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菌生产领导机构,之后举办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班150多次,培训人员近万人,专门从事食用菌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地级7人,县(市、区)85人,乡镇230人。主要负责新技术、新菌种的引进、试验及推广工作。食用菌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达到最高峰,在洪洞、临汾、襄汾、曲沃4个基地县增加投资,购置设备,建立县级菌种厂,年市场能力达到50万瓶(袋)。1998年古县的双孢菇、洪洞和临汾的香菇生产走向良性发展道路。2010年,全市食用菌生产面积达到52.16万平方米,总产量1.23万吨,总产值9500万元,纯收入4800万元。2004年以来,澳坤量子、襄汾侯临、襄汾秋喜、浮山玉杰、洪洞舜晨等食用菌生产企业快速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全市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规模化扩张,企业化经营,现代化发展。2016年,全市食用菌生产面积6.54万亩,总产量达到15.9万吨,总产值达到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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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食用菌种类的发展

      食用菌是指子实体硕大、可供食用的蕈菌(大型真菌),通称为蘑菇。中国已知的食用菌有350多种,其中多属担子菌亚门,常见的有:香菇、草菇、蘑菇、木耳、银耳、猴头、竹荪、松口蘑(松茸)、口蘑、红菇、灵芝、虫草、松露、百灵和牛肝菌等;少数属于子囊菌亚门,其中有:羊肚菌、马鞍菌、块菌等。上述真菌分别生长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中。

      中国栽培食用菌历史悠久。1949年以前,主要是传统段木栽培方法栽培香菇和黑木耳二种。建国以后,双孢蘑菇栽培量逐年增加。二十世纪70年代主要栽培种类增加到10个(平菇、草菇、滑菇、金针菇、银耳、毛木耳、猴头),80年代又增加到14个(增加了灰树花、金耳、茯苓、天麻蜜环菌),90年代增加到44个,目前规模栽培的食用菌有双孢蘑菇、巴西蘑菇、大肥菇、美味蘑菇、香菇、糙皮侧耳、佛州侧耳、肺形侧耳、白黄侧耳、榆黄蘑、鲍鱼菇、盖囊菇、杏鲍菇、白阿魏菇、红平菇、元蘑、黑木耳、毛木耳、金针菇、滑菇、黄伞、草菇、猴头、柱状田头菇、鸡腿菇、灰树花、长根菇、大球盖菇、银耳、金耳、蛹虫草、灵芝、中华灵芝、薄盖灵芝、松杉灵芝、茯苓、猪苓、蜜环菌(伴生天麻)、斑玉蕈、长裙竹荪、短裙竹荪、洛巴口蘑、牛舌菌、褐灰口蘑,其中大规模商业栽培的有31种。

      从商业规模栽培的种类及其品种看,近年商业规模栽培的种类有双孢蘑菇、巴西蘑菇、大肥菇、美味蘑菇、香菇、

      双孢蘑菇

      糙皮侧耳、佛州侧耳、肺形侧耳、白黄侧耳、榆黄蘑、杏鲍菇、白阿魏菇、黑木耳、毛木耳、金针菇、滑菇、草菇、猴头、茶树菇、鸡腿菇、灰树花、银耳、灵芝、中华灵芝、薄盖灵芝、松杉灵芝、茯苓、天麻蜜环菌、斑玉蕈、长裙竹荪、短裙竹荪等。这些栽培种内都有丰富的品种多样性,供栽培者根据市场需要选择使用。这些多样化的栽培种和品种保证了中国在农业生产方式下食用菌的周年栽培和持续发展。 双孢蘑菇有鲜销品种和罐藏品种两大类。

      香菇可以按照适宜的基质有段木品种和代料品种;按照出菇的迟早有早生品种和迟生品种;按照产品适宜的商品型式有鲜销品种和干制品种;按照出菇温度有低温(5~15℃)品种、中温品种(10~15℃)、高温(15~25℃)品种和广温(10~28℃)品种;按照子实体大小有大叶品种、中叶品种和小叶品种。 平菇按照出菇温度有高温品种、中温品种和低温品种;按照子实体色泽有灰色品种和白色品种;按照孢子释放情况有少孢品种、孢子晚释品种、无孢品种。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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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木耳按照子实体着生方式的不同有单片品种和菊花品种;按照色泽有黑色品种和褐色品种。 毛木耳按照子实体色泽的不同有黄背木耳、白背木耳和紫木耳三大类品种。

      木耳

      金针菇按照子实体色泽有黄色品种、淡色品种和白色品种三大类。

      滑菇按照子实体发生迟早有极早生品种、早生品种、中生品种和晚生品种。

      草菇按照子实体大小有大粒、中粒和小粒三类品种。

      杏鲍菇和白阿魏菇按照出菇温度有高温品种和低温品种;杏鲍菇按照子实体形态有柱状品种和保龄球状品种;白阿魏菇按照子实体形态有掌状品种和马蹄状品种。

      3、食用菌种植模式及生产方式创新

      我国食用菌产业年平均消耗全国秸秆总量的8%,食用菌产业作为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产业,在农业生态循环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食用菌产业是典型的生态循环农业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在农业生产中,建立起以食用菌产业为核心,与种植业、养殖业有机链接,构成物能高效利用的三元农业生态循环系统。

      (一)食用菌与种植业养殖业形成“大循环”。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农业下脚废弃物(秸秆、树枝、畜禽粪便等)和农产品加工后废料(麸皮、棉籽壳、木屑等),一部份生物质能经食用菌生产循环转化为人类喜欢的菇类保健食品,减少了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食用菌废袋物料-菌渣还可加工成饲料、有机肥、活性碳等。

      (二)食用菌与农作物间形成“外循环”。即食用菌与其它作物进行间套、轮作,此模式可实现“三提一降”,即: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产值,提高产品品质,同时减少病虫害发生。主要循环模式有:水稻—蘑菇、蘑菇—牧草轮作、草菇—日光温室黄瓜轮作、日光温室黄瓜—双孢菇—硬果西红柿三种三收高效种植模式、草莓台式栽培套种蘑菇或平菇、玉米套种大球盖菇等模式。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稳定粮食生产,实现亩产“千斤粮、万元钱”的目标。

      (三)不同食用菌种类间形成链式“内循环”。木腐菌品种生产后产出的废菌包、废基质经过处理后可继续用于另一种食用菌生产,主要原理是将木腐菌菌渣用来生产草腐菌,也可以在木腐菌之间或草腐菌之间多级利用。主要模式包括:金针菇或杏鲍菇等生产—一次菌渣—双孢蘑菇生产—二次菌渣、金针菇或杏鲍菇等生产—一次菌渣—草菇生产--二次菌渣—双孢蘑菇生产—三次菌渣、草菇—一次菌渣—双孢菇等生产—二次菌渣。

      综上所述,利用食用菌微生物循环工程进行的食用菌循环经济模式,最多可达到五级循环利用(大循环+外循环+内循环),具有较明显的效益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原料的重复利用,提高了产出率。二是利用一种物质的转换,生产出多种食品,这是常规生产无法比拟的。三是利于环保,解决了农村秸秆污染及出菇后菌渣再次污染的问题。因此,食用菌生态循环经济是一种绿色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值得大力发展。

      生产方式的创新

      1.蘑菇产业生态循环模式。蘑菇栽培为集约化生产模式,实现“一亩二茬三倍增”,即:一亩地搭建菇棚1100m2,利用双孢蘑菇大棚的夏季空闲期栽培高温蘑菇,一年二茬四季产菇,提高了复种指数,年净效益达到4~5万元/亩,效益是常规栽培的三倍。据分析,一年全市蘑菇栽培面积达200多万m2(其中复种面积100万m2),年利用稻麦秸秆达6万t(相当于当地秸秆总量的20%,仅此一项为粮农增收3000多万元),转化成鲜蘑菇1.46万t,实现蘑菇产值达1.01亿元,菇农获利5000万元;产生蘑菇菌渣5万多t,稻草菌渣(含氮0.993%、磷0.511%、钾0.599%)比一般稻草堆肥(含氮0.885%、磷0.290%、钾0.419%)营养成份高,蘑菇菌渣主要作为农家肥料还田、部分作为园艺绿化基质和水稻机械化育秧基质,节约标准无机化肥约2000多t。

      2.金针菇、草菇多级循环模式。金金针菇、草菇年循环利用各类农作物下脚料、废棉1.3万t,原料价值达1100多万元,同时产生6000多t菌渣。菌渣一部分被再次利用栽培珍稀食用菌—秀珍菇、姬菇等,生产成本降低40%,效益十分可观。类似的模式还有金针菇—金针菇菌渣—草菇生产—草菇二次菌渣—中、高温蘑菇生产—蘑菇三次菌渣回田,解决了蘑菇生产中堆肥时的费工费时及卫生问题。此模式产出的菌渣还可继续进入“大循环”,最终实现农业废料的四级甚至更多级别的循环再利用。

      2、菌菜(稻)轮(套)作模式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丁集镇是江苏省黄瓜传统生产基地,由于多年连续种植黄瓜,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营养失衡、连作障碍严重,土传病害特别是根结线虫防治较难。采用“草菇—日光温室黄瓜轮作”方式,黄瓜的前茬作物是草菇,草菇的生长为黄瓜积累大量的有机质,同时减轻了黄瓜连作障碍和根结线虫病问题。目前,“丁集黄瓜”已获得国家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该模式黄瓜产量8000~9000公斤/亩,亩效益1.6~1.8万元,草菇亩均效益0.3万元,年亩均效益达1.9~2.1万元,较常规栽培效益至少提高30%~40%。另外,在全省各地还有水稻—蘑菇—芦笋(黄瓜)生态循环模式、日光温室黄瓜—双孢菇—硬果西红柿三种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林下套种双孢蘑菇等。

      3、果树枝条栽培食用菌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将桑树、果树、林木等修剪出的废弃枝条粉碎加工成栽培原料,进行木腐菌生产,有效解决木腐菌发展与林业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南方某地利用果枝、废弃林木、桑枝种植黑木耳、毛木耳、平菇、香菇、秀珍菇等,取得良好成效。目前该模式已推广5亿袋,总产值达6亿元。

      与此同时,各地还开发出废菌包、菌渣的多种循环再利用方式,主要包括加工成畜禽饲料、制作有机肥料、作为燃料、开发育苗基质、规模饲养昆虫、作为沼气原料等。

      当前,食用菌循环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各界对食用菌循环经济认识还不到位。切实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政府、食用菌生产从业者以及公众对食用菌循环经济产业从资源保护、比较优势、生态经济、农民增收等方面的认识,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引导项目资金、社会资金的倾斜投入,形成需求向导和全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氛围,推进食用菌产业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增长方式。

      第五节 水果(果桑站)

      1、水果发展总况概述

      2、水果发展基本阶段

      3、重大事件或重大活动

      4、重要技术成果及重要著作

      5、产业化发展情况

      1、水果发展总况概述:

      临汾市栽培水果历史悠久,苹果、梨、葡萄、桃、杏、李、山楂等在各县(市、区)都有栽培。

      2、基本阶段

      我市水果栽培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1956年以后至大跃进时期,果树上山下滩为果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早期,为我市水果发展的黄金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突显了水果作为经济作物的大力优势,为农民的发家致富发挥了巨大作用。2005年后五年,全市水果发展又一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律发挥它的作用后,水果栽培不再一哄而上,盲目乐观,生产消费进入安全无公害绿色发展阶段,此期水果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为第三个发展期。

      (一) 建国初到1960年。

      1949年晋南专区共有各类干、水果树80万株,1952年发展到230万株,产量8963万斤。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襄汾县汾城镇北贾坊、南贾坊、吴兴庄、良陌四村建立了8700亩果园,号称万亩苹果园。时任县委书记宋兰大力促成了该基地的建成,奠定了襄汾县发展果树的基石。主要品种有元帅、金冠、国光、红玉、鸡冠、倭锦。采用株行距为8米×9米,疏散分层形。

      大跃进期间,果树本着“上山、占边、占滩”的原则,大力发展。1957年全区发展到2975万株,1958年发展到5047万株。在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1959年,响应大地园林的伟大号召,野果变家果,一年发展各类果树6983万株,全区果树达到12030万株,比1949年增长150倍。1958、1959两年建干水果区15处,万亩以上的大型果园8个,5000亩以上的果园10个,千亩以上的果园111个。

      1960年在全区形成一个大抓管理、提高产量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发奋图强与旱、虫、冻作了顽强的斗争,果树生产出现了一个迅猛异常的局面。全区建成大小果树园5418个,总面积391073亩,连同零星果园在内总株数达20559202株,总产量一亿双零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七十一斤。全区在六个国营果树场的基础上,各公社建立果树场(园)32个,专业队51个。1959年全区培育果树苗木面积达7200亩,培育出苹果、梨、葡萄等成苗210多万株,苹果、梨砧木苗1500万株,各县都建有苗圃,如当时侯马的贾岗等果区的人民公社和管理区。从洪洞至侯马建成长达300华里的杏林带,侯马汾城地区建成一条沿山80华里有百余万株果树的柿、枣、苹果林带。侯马市汾城公社2309人用七天时间建成一个万亩苹果园。

      (二)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发展集体果园、果树场, 品种为红星、金帅、红玉、国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家庭个体果园发展起来,品种就丰富了,有富士、新红星系列、秦冠、新国光、烟青等。还有一些短枝品种如金矮生、好矮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为我区水果大发展时代。1988年夏末秋初,临汾地委、行署在西山七县建设百万亩商品果基地,并于1988年9月初在吉县、隰县召开现场动员会,作安排部署。1990年,地委、行署决定建设四个万亩经济林基地,其中之一为百万亩苹果基地,着重推动了苹果产业的发展。到1993年全区苹果发展到56万亩,1994年发展到72.48万亩,1995年发展到88.5万亩。1996年起,坚持稳定苹果面积,注重苹果品质,重点建设示范园工程,改良苹果品种,全区注重推广疏花疏果、果实套袋、平衡施肥、铺反光膜、生物覆盖等技术。1997年提出抓好“一五十百” 即一县、五乡、十村、百户示范工程,逐步提升果园管理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果业示范典型,如翼城县的石存兵、苏乐峰、尧都区的杨再三、吉县的郭文龙、曲沃县的闫长胜、襄汾县的吴泽田等等。1997年底,全区水果面积103.97万亩,各类水果产量3亿公斤,水果总产值达3.92亿元,农民人均水果收入为130元,果品收入占种植业收入的11%。

      1998年至今后的几年,因受市场影响,水果发展受到影响,农民一哄而上的热情退却,加上农户的小面积果园投入跟不上,技术管理有缺陷,有一大批果园被砍伐,发展进入低迷。

      198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的春旱,影响了水果产业的发展,2000年水果收成较好,效益较高,2000年年底我区水果面积为104万亩,挂果面积80万亩,总产水果4.2亿公斤,水果总产值5.6亿元,农民人均果品收入180元,果品收入占种植业收入的22%。果树发展迎来了春天,果树栽植的密度也在逐步增加,株行距多采用3米×4米,也有2米×3米的果园也很多,树形管理多采用小冠开心形和纺锤形。

      (三)本世纪水果发展情况

      2001年临汾市农业局提出“一稳三发展”的调产战略,水果品种开始注重早中晚熟合理栽植,满足市场供需。发展温度回升,2001年底全市水果面积达到110万亩。开始注重果品的质量及果品生产安全,开始推广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

      200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平川抓提升、山区抓特色”的战略方针,重点推进平川“121”、山区“331”工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平川“121”、山区“331”工程持续至2006年,使全市果树种植结构日趋合理。

      2005年底,全市水果面积发展到135.61万亩,水果总产量48.59万吨,水果总产值9.29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0元。

      2005年至2010年,全市每年以6-8万亩的速度平稳发展果树,到2010年底,全市水果总面积159万亩,总产量77.69万吨,总产值25.69亿元,农民人均果品收入856元。

      2011年至2015年,全市每年平均以11.5万亩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底,全市水果总面积达200.8万亩,突破200万亩大关,水果总产量达122.9万吨,水果总产值达50.5亿元,突破50亿元大关,人均果品收入达1576元。

      到2017年底,全市水果总面积达 万亩,水果总产量达 万吨,水果总产值达 亿元,人均果品收入达 元。

      三、重大事件或重大活动

      1974年,临汾果树场的红星苹果,对香港市场出口,开创了山西省苹果出口的先河,创出了“临汾苹果”的名牌。在香港市场与美国蛇果相比美,从此山西苹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974—1982年,临汾果树场向香港出口4个品种红星、金帅、国光、祝光,共32247箱,234.59吨。1975年以后多年,山西苹果都以“临汾苹果”出口香港,临汾果树场的苹果出口为山西苹果的大发展和外贸出口创出了一条新路。

      1976年6月,临汾果树场在柳玉苹果树上发现一个枝变,在临汾果树场王岩主持和庚一民、刘福有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年的研究试验选育出新品种——特早红,1985年7月1日通过品种鉴定。该品种一般在6月中旬即可成熟,是当时国内栽培品种中最早熟的一种,果实全面鲜红,艳丽美观,是早熟品种中颜色最好一种,且成花容易,具有早果丰产性,是我国农垦系统自己选育出来的第一个特早熟优良新品种。中国农科院《农业科技要闻》(1987年10月15日第78期)这样肯定:“特早红是目前我国最早熟新品种,也是世界罕见的早熟品种……”

      1996年,参加在太原举办的山西省第一届优质水果展销会。

      1998年,参加在太原举办的山西省第二届优质水果展销会。我区夺得6金3银11个优秀奖,共19枚奖牌。获得金奖的有吉县的新红星、红富士、北海道九号,襄汾红富士,翼城红富士,隰县晋蜜梨。获得银奖的有临汾红富士、襄汾红富士、蒲县酥梨。。。。。。。。

      长期以来,只抓苹果其它生产树种越来越少,为丰富果品栽植种类,1997年7月中旬,举办了全区夏季优质瓜果鉴评会,参展样品有西瓜、甜瓜、桃、杏、梅、李、串儿红、葡萄、苹果等14种60多个。通过展评,筛选出10多个有发展前途的优质瓜果品种,如襄汾县的瑞光三号油桃、杏梅,隰县的四六杏,翼城县的甜油桃,临汾市的运蜜1号甜瓜,大宁县的庆农5号西瓜等等,这些品种的个头、色泽、香味都极具市场竞争力。

      为帮助果农转变观念,适应市场变化,以市场机制推进果树产业化进程,1997年8月上旬,临汾地区成立果品营销信息中心,与全国13个省市建立销售联系,建立销售点13个,聘请31名外地信息员36名本地区信息员,分别造册登记。带动下辖七个县、市成立相应机构。果品营销中心发布市场信息,联系果商,为外地营销组织介绍货源,极大地促进了果品营销网络建设,壮大了全区的果品营销队伍,使我区的优质果品走向了深圳、上海、武汉、呼市等大城市。

      2000年5月12-14日,全省果业产业化经营现场会在我区吉县召开,全省11个地市及部分重点果业生产县市领导和技术人员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实地参观了吉县的示范果园、市场建设、壶口酒厂、县乡果业体系建设等。此次会议对全区果业工作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提高了我区果业的知名度。

      2000年,参加在太原举办的第三届优质水果展销会。我区选送了20个评审样品,40余个展览样品。吉县、襄汾、隰县、霍州、曲沃等县销售水果2万公斤。吉县果业局与广东东莞和梅州两位客商当场签订销售合同2600吨,成交额600余万元。我区获金奖3枚,银奖5枚,优秀奖7枚,奖牌总数居全省第二,地区果桑站被组委会授予组织奖第一名。

      2002年,参加山西省第四届优质水果、蔬菜展销会。我市选送了21个样品参加评比,61个样品参加展览。共获三金七银五个优秀奖。或金奖的有尧都区三奇果品有限公司的二〇〇一苹果和桃王九九、襄汾户村的红富士苹果,获银奖的有吉县壶口牌的新红星苹果,曲沃的红提葡萄,翼城的中华寿桃、红富士,洪洞的红提葡萄,蒲县的红富士,襄汾的太平牌红富士。获优秀奖的有洪洞的中华圣桃,隰县的红富士、晋蜜梨,尧都区的红提葡萄,大宁的红富士。临汾市农业局获优秀组织奖。

      2003年10月,全市举办果农知识竞赛。

      2005年,为了及时快捷为果农开展技术咨询服务,解决生产中的疑难问题,为农民排忧解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市开通果树技术咨询服务热线。

      2007年3月13日,临汾市果桑站组织在吉县上东村隆重举行全市两区果农修剪技术比武和知识竞赛活动,全市15个县市区、参赛队员45名果农参加了比赛。此次比赛吉县代表队、襄汾县代表队、翼城县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2009年2月4日,临汾市果桑站组织全市17个县(市、区)尧都区上阳举办果农修剪比武和知识竞赛。在市站的带头下,全市多个县市举办了知识竞赛,以知识竞赛为主要形式,开拓其它形式,如举办“桃花节”、“梨花节”、“苹果节”等形式,结合文艺演出、搞吃苹果等趣味比赛,聘请专家授课,请进来,走出去,专家走向田间地头指导培训,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培训果农的热潮,调动了全市果农学果树知识的热情,极大地提高了果农管理果园的积极性和果园管理水平。

      2010年10月,山西省标准化果园建设流动现场会召开,临汾市参观了吉县东城苹果标准果园示范垣区、吉县恒丰苹果物流有限公司、吉县勒马垣苹果标准化示范垣区、吉县大山苹果冷藏物流中心交易市场、乡宁县戎子酒庄有限公司、尧都区土门镇亢村无公害标准化葡萄示范园。

      2012年9月4日—6日,临汾市农业委员会及市果桑站组织全市十七个县市分管果树的农委副主任、果树中心主任、果桑站站长45人召开了果树产业观摩会。此次观摩会主要观摩点有:尧都区李仵葡萄标准化园区、尧都区李家庄优质桃基地、翼城县北撖万亩苹果无公害标准化园区、翼城县南官庄水果科技示范园区、曲沃县下陈村赵克勤苹果间伐示范园、曲沃县里村红提葡萄示范园区、乡宁县戎子酒庄、吉县城北垣出口苹果生产基地、吉县祖师庙有机苹果开发基地、吉县苹果深加工工业园区、大宁县太德乡优质水果基地、隰县阳德塬玉露香梨基地、中国梨博园、隰县唐户塬示范园区。

      2015年寻找黄河金三角区域最美果园,吉县东城乡社堤村刘章顺果园、翼城隆化隆北撖村王学善果园获“最美果园”。

      2016年7月,隰县玉露香梨生产技术标准与玉露香梨标准起草发布。

      四、重要技术成果及重要著作

      1996年至1998年,苹果套袋技术应用与推广,获临汾地区行政公署科学技术委员会应用二等奖。

      1999年至2001年,山西省优质水果生产综合栽培技术推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

      2000年至2002年,提高红富士苹果综合技术推广,获山西省科技进步评审委员会成果推广及产业化类二等奖。

      2002年至2004年,苹果高接换种技术,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

      2001年规划推广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2002年制定市果桑站制定了无公害苹果、无公害梨、无公害桃、绿色葡萄四个生产技术规范,并于2008年重新修订。

      2008年至2010年,苹果提质增效技术项目,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一等奖。

      2009年至2011年,临汾市苹果芽变新品种“红锦富”成果转化项目完成。项目实施地点涉及我市浮山县、隰县、翼城县、尧都区、襄汾县、吉县、乡宁县、曲沃县,项目建设成果转化示范园500亩,建立区试园800亩,高接换优示范6000株。

      2010年至2011年,“晋富2号”在我市吉县、翼城、尧都区三县1000亩基地进行苹果品种研究与推广。“晋富2号”(原名条红富士)源于宫腾富士的条红类型变异,通过多年试验调查,该品种突出特点为果面均匀条红着色,从开始着色到果实完全成熟,纵向条纹明显,同时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提高,果实综合商品价值显著提高,可作为山西省以及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富士系标准化生产的优良品种应用。

      2010年至2012年,临汾市果桑站以技术承包形式在吉县东城乡、吉昌镇、中垛乡、隰县午城镇、曲沃杨谈乡、翼城隆化镇、襄汾汾城镇、尧都区大阳镇、乡宁昌宁镇九个乡镇5万亩果园实施,主推树形改造、果实套袋、平衡施肥、覆草和生草、果树病虫害防治、摘叶转果和覆反光膜、辅助授粉、果园旱作栽培等技术。苹果标准化果园创建关键技术承包项目,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三等奖。

      2009年6月由运城市果业局发起,成立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由山西省的运城、临汾两市、陕西省的渭南市和河南省的三门峡三省四市组成,试验区的成立促进了三省四市多范围、深层次、宽领域的果业合作。

      2009年全市主抓高效园艺示范工程。连续多年建设水果示范基地,推进果业发展。全市主抓二十个水果生产示范园区,总面积17.925万亩,其中苹果示范区十三个,尧都区大阳苹果示范区1.3万亩、曲沃杨谈苹果示范区1.3万亩、翼城县隆化苹果示范区1万亩、翼城县南官庄苹果示范区0.3万亩、霍州县三教苹果示范区1.5万亩、乡宁县谭坪苹果示范区1万亩、吉县城北垣苹果示范区1万亩、吉县东城垣苹果示范区0.5万亩、吉县中垛垣苹果示范区2万亩、隰县后堰垣苹果示范区1.2万亩、襄汾县南贾苹果示范区0.5万亩、襄汾县贾岗苹果示范区2万亩、侯马市上乐坪苹果示范区0.2万亩。葡萄示范区三个,尧都区土门葡萄示范区0.2万亩、曲沃县里村红提葡萄示范区0.5万亩、乡宁县城北垣酿酒葡萄示范区0.3万亩。桃示范区两个,尧都区贺家庄桃示范区0.2万亩、洪洞县淹底乡柏庄桃示范区0.2万亩。梨示范区两个,隰县习礼垣梨示范区1万亩、隰县下李梨示范区1.5万亩。

      2010年5月临汾市响应国家农业部、山西省的号召,开始实施创建标准果园活动,提出“五化”要求,即规模化栽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大幅提高了临汾市的果园管理水平。为了加快推进农业部标准果园建设和全省标准化果园建设,山西省农业厅于2010年10月在晋中、临汾、运城三市还专门召开了“推进2010年全省标准化果园建设流动现场会”。

      2011年吉县注册了吉县苹果地理标志。

      2013年翼城县委、县政府林果产业发展具备一定规模,快速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特在全县评选出依靠科学管理、标准化生产、实现增收致富的苹果典型明星户20户,主要有王学善、郑永旺、王功、焦文、亓红延等。

      五、产业化发展情况

      市境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自产自销,苹果贮藏主要依靠土窑洞,年贮藏量在500万公斤左右。

      果品加工种类和数量有限,主要苹果、梨加工罐头、山楂加工山楂皮、果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展红果加工,生产红果酒、酸枣汁、沙棘饮料、果浆、果脯、蜜枣。随着九十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的水果生产大发展,果品贮藏、加工、信息服务、运输包装、果品营销、物资供应和劳务营运而生,日渐兴旺,初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贮、运、加系列化的生产格局。

      果品贮藏由上世纪80年代土窑洞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的土窑洞加恒温库贮藏果品。发展到本世纪为土窑洞、恒温库、气调库并存。到2016年底,全市总的库存量达到47.998万吨,总贮藏量达到35.781万吨。果品的总加工能力也有所提升,全市达4.66万吨,加工量为1.4万吨。主要加工品种为苹果汁,加工能力为3.8万吨,加工量为0.9万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上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的提升,葡萄基地面积扩大,葡萄酒庄的发展,也是产业发展的典型,如乡宁的戎子酒庄,襄汾的京尧葡萄基地的建设,也在力求打造高端的葡萄酒加工企业,目前正在建设中。商品化处理设备30套(台),果品销售企业有57个,登记在册的批发市场有14个,年出口量5000吨,主要是吉县苹果、隰县梨。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隰县天天饮料有限公司,借两区开发之机,引资1亿元,建设易拉罐饮料、瓶装饮料、冷冻果块和脱水果块四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3万吨,年加工转化果品5万余吨,销售收入9376万元,上缴税金665万元。

      戎子酒庄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永昌源集团董事长张文泉借全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发展”的东风,在乡宁县城北垣投资兴建集优质葡萄种植、高档葡萄酒生产、农业生态观光、葡萄酒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7年启动,总投资为2.16亿元,建设规模为发展10000亩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建成5000吨/年的中高档葡萄酒生产线及葡萄酒文化旅游观光配套设施。万亩葡萄基地可带动东廒、西廒、富家原、内阳、龙鼻、石涧、大石头、宽井8个村委1250户农民共同致富,每亩可为农户增收3600元。按照规划,酒庄建设达产后,年总产值可达3.5亿元,可实现利税8000余万元。基地按标准化果园建设管理运作。一是设施配套。二是品种优良。引进种植赤霞珠、品丽珠、梅花辄、霞多丽、西拉等优质酿酒葡萄种苗。三是管理规范。四是公司与农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苹果 临汾市市山西省重要苹果产区,在17个县市区均有栽培,以吉县、隰县、襄汾县、翼城县、曲沃县栽培面积较大。当家品种有绵苹果(红果、套果)、沙果(夏果)、山区品种有山荆子(山定子、山丁子)。品种由过去的国光、元帅、祝光、倭锦、红星,发展到藤木一号、松本锦、嘎拉系、红将军、富士系等10多个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汾市苹果生产发展迅速。1950年临汾农业试验站(山西省小麦研究所)从西北农学院引入,在临汾城东试栽10余亩苹果,品种主要有小国光、青香蕉、倭锦、鸡冠等。1952年,从陕西武功和东北引进一些品种,如青香蕉、红玉、元帅、国光、祝、红魁、黄魁、玉霞、倭锦等。1995年发展到88.5万亩。2000年开始注重早中晚熟品种搭配,满足市场需求,引进早中熟嘎拉系、红将军、藤木一号、千秋、凉香等品种。2005年品种以红富士、红星、金冠、嘎拉系、乔纳金为主。2000年全区苹果面积达到90万亩。果业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支柱产业。2005年全区苹果面积达到88.25万亩。针对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差,果园管理困难,果品质量受影响问题,借鉴学习外省先进经验,启动了高光效树形改造技术推广应用。之后十余次组织近千名科技人员、果农和村干部到陕西洛川、白水、北京中日友好果园等地参观取经。之后近十年我市狠抓树形改造、间伐减密等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改善了我市果园的光照条件。到2010年全市苹果面积达110.38万亩,挂果面积80.26万亩。2015年全市苹果面积138.59万亩,挂果面积97.54万亩。

      梨 梨果市临汾市主要果品,在所有果树中,以梨的栽培历史最为悠久。隰县金梨在300多年前就有栽培大约在150多年前,隰县成片发展金梨。梨在全市17个县市区均有栽培,以隰县、蒲县、洪洞县、霍州市栽培面积较大。梨当地品种有锤梨、六月梨、杜梨,1946年由河南引入我区叶叶梨、午香梨。本区1963年至1964年栽霍州杨家庄、襄汾城关南村、隰县大面积栽植梨树。栽培以金梨、铁梨为主,其次为香水梨、木瓜梨(辫子梨)、瓶梨(碾子梨)、桉兰梨(苏州梨)等。70年代初期品种以黄梨、夏梨、油梨、金梨为主,70年代后期引入酥梨,80年代引入晋蜜梨、20世纪梨。90年代以后引入黄金梨、玉露香。1990年地委、行署决定以隰县为中心建设20万亩酥梨基地,平川县也相应发展梨树。一直到2005年梨的主栽品种为酥梨、晋蜜梨。1998年为加快隰县“全省优质梨第一县”建设步伐,隰县果业中心在午城镇习礼垣兴建了“隰县百种精品梨示范园”,对原有的金梨、香水梨进行保护性栽培,优选优化晋蜜梨、酥梨、硕丰、雪花梨,培育花瓣梨、大酥梨等芽变批准,同时从山东、陕西、辽宁、河南等地引进龙宝、黄金梨、新世纪、玉露香等品种。2000年梨以晋蜜梨为主,引进水晶梨、红香酥、倾丰等品种。

      2005年左右,隰县发展3000亩玉露香,之后玉露香梨以优异的品质占领市场,隰县开始大力发展玉露香,2008年提出“发展玉露香、八年达小康”的发展目标,尤其是近年来玉露香为隰县农民的致富奔小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继而引发全市乃至周边地市、发展玉露香的热潮。2005年全市梨树面积为15.18万亩,挂果面积8.5万亩。2010年全市梨树面积15.766万亩,其中挂果面积10.69万亩。

      2015年全市梨树面积发展到29.29万亩,挂果面积13.5万亩。。其中酥梨面积9.8万亩,玉露香梨面积16万亩,仅隰县就有15万亩。全市梨产量12.52万吨。2017年的最新统计全市梨树面积29.79万亩,酥梨8.7万亩,玉露香梨为18万亩,其中隰县17万亩。酥梨面积在逐步减少,改接为玉露香。 年隰县荣获“中国金梨之乡”美誉。

      葡萄 据载我市农家葡萄栽培品种有牛奶(别名玛瑙)、龙眼(紫葡萄),临汾市栽培历史久远的“无核白”“牛奶”“黑鸡心”等均属于东方品种群。“玫瑰香”“佳丽酿”等属于欧洲品种群。葡萄全市各县市区均有栽培,以曲沃县、尧都区栽培面积较大。品种由过去的玫瑰香、巨峰少数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克瑞森、维多利亚、京亚、巨峰、美人指、红乳、秋红宝、早黑宝等品种。80年代中期,本区葡萄发展较快,以鲜食大果粒品种为主,代表品种为巨峰。90年代后期,葡萄发展建立生产基地,引进风味好、穗形美、耐贮藏的晚熟品种,以红提为主。2000年葡萄栽培以红提为主,引进了京亚、京秀、兴华一号、美人指及无核系列品种。近年来葡萄的栽培品种比较丰富,以红提、巨峰为主,夏黑、着色香、无核类、早黑宝等亦有栽培。酿酒葡萄自2007年乡宁建立戎子酒庄开始栽培,栽培品种主要有赤霞珠、梅辄丽。

      2005年全市葡萄面积为10.39万亩,主要品种为15.78万吨。2010年,全市葡萄面积为11.73万亩,主要品种为巨峰、红提、科瑞森、京亚、维多利亚等。产量为5.64万吨。2015年全市葡萄面积为13.74万亩。品种主要为提子类、巨峰、无核类、早黑宝等等。产量8.9万吨。

      桃 桃是临汾市的主要栽培水果。历史记载桃树品种六月桃(六月红、六月鲜)在我区各地都有栽培、周桃在侯马有栽培。过去桃树繁殖多以实生繁殖,后来逐步发展为嫁接繁殖,栽植蟠桃、毛桃。桃在全市各县市均有栽培,以尧都区、洪洞县、侯马市、襄汾县、翼城县栽培面积较大。品种由过去的蟠桃、毛桃发展到现在的早丰王、新川中岛、沙红、大久保、桃王九九等品种。本区1952年引进五月鲜。1963年栽临汾果场发展桃园,引进大久保、岗山白等优良品种。1978年后本区桃发展很快。2005年全市桃面积10.73万亩。2010年发展11.499万亩。近年来面积一直比较稳定。

      2000年桃以中华寿桃、早凤王、安农水蜜、北京33号为主。

      2005年全市桃的栽培面积为10.73万亩,产量为7.64万吨。2010年全市桃的栽培面积为11.5万亩,主要品种为早丰王、新川中岛、桃王九九、沙红、中华福桃、仓方早生、天王桃、大久保、北京2号。产量为5.42万吨。2015年全市桃的面积为11.84万亩,产量为10.13万吨。

      第五章 农田建设(土肥站、项目办)

      第一节 高标准农田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日趋加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保障供给的压力会日益加大,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必须切实改变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进一步提高耕地产出能力。

      高标准农田(well-facilitated farmland),是指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

      山西省是粮食自求平衡省,同时亦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之一。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省农田建设有了一定基础,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整体上看,全省农田建设还处于低水平整治阶段,工程建设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整体推进的格局,再加农田自然禀赋差,中低产田基础设施薄弱,肥力水平低,抗灾能力差,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是制约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主要瓶颈。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灌溉保障、田间灌排、保土保水保肥能力、农田道路等各项基础工程建设和耕地土壤肥力水平,是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迫切要求,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和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的总体目标要求,到2020年,全国将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规划分配给山西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020年建成1900万亩。2015年至今,根据《山西省高标准农田规划》和省农业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指导意见》的要求,我市开始实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工程,以便有效克服土壤障碍因素,提高土肥水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资料不合理投入,促进农业节本增效。通过平田整地、里切外垫、加厚耕作层、整修田间路、农田林网、修筑地埂、节水灌溉等工程措施及秸秆覆盖、增施有机肥、深翻深松等农艺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3年间,农业部门完成建设面积2万亩,完成投资2438万元。

      根据山西省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结构和种植业布局情况、耕地类型和农田基础设施状况,中低产田类型及工程建设的主攻方向等,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五个类型区。其中,中南部盆地节水灌溉培肥改良区以提高灌溉水利用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为主攻方向,包括临汾市的侯马、曲沃、襄汾、翼城、尧都、洪洞等6个县(市、区);东部太行山山地丘陵集水保墒培肥区以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为主攻方向,包括临汾市的古县、安泽、浮山、霍州等4个县(市);西部吕梁山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培肥区以水土保持和基本农田建设为主攻方向,包括临汾市的永和、隰县、大宁、蒲县、吉县、乡宁、汾西等7个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省负总责、部门牵头、市级指导、县为主体”的建设监管机制,按照“规划标准统一、资金渠道不变、相互协调配合、信息互通共享、积极推进整合、共同完成目标”的要求实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从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展现代农业的高度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建设管理制度,健全监管工作机制,创新监管方式,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管,从项目立项、实施、竣工验收、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都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

      同时,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畴,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考核制度,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进行考核,督促各地规范、有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定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使用、建设进展、工程质量等检测和检查。工程竣工后,项目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及时组织验收、开展绩效评价,并于每年年末将结果逐级上报。

      第二节 中地产田改造

      2006年,在人增地减水少的严峻形势下,我市既要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二者的结合点,就是进一步加强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和等级,提高土地的产出水平。根据《山西省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我市农业部门自2006—2010年实施了以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地力、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主要包括:高标准旱作农田建设、节水灌溉高产高效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等,建设各类高标准示范园区63个,工程田面积达63.2万亩,其中粮食59.8万亩,蔬菜3.1万亩,水果0.3万亩。

      2011年—2015年,根据《山西省2011年中低产田改造及大同盆地盐碱地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我市农业部门开始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不断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坡耕地综合治理、沟坝地整治与培肥、旱平地培肥、沟川地补灌与培肥等,通过平田整地、里切外垫、加厚耕作层、修筑地埂、地膜覆盖、节水灌溉等工程措施及秸秆地膜覆盖保墒、生物节水、沟垄种植、免耕少耕、深翻深松等农艺措施,达到改造中低产田的目的。5年期间,全市农业部门完成中低产田改造面积29.27万亩,完成投资9462.33万元。通过对中低产田系统改造,项目区亩均增产量36.2公斤,亩增产值68.3元,亩节本7.8元。

      中低产田比重高,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农业增产的潜力所在。据测算,在我国18.26亿亩耕地中,高产田约为5.5亿亩,其余12.7亿亩为中低产田,中低产田中易于改造的约为8.75亿亩。大力推进中低产田改造,既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业综合开发1988年开始实施以来,始终坚持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988年至2010年,农业综合开发共投入资金45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482.7亿元(含利用外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067.7亿元,银行贷款、农民筹资投劳及其他资金投入1997.6亿元(不包括财政贴息“撬动”的银行贷款)。2550.4亿元财政资金中70%以上的资金用于中低产田改造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累计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6.1亿亩,开展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433处。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5.6亿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2.4亿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970亿斤,农业生产能力的显著提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7.690,-0.03,-0.39%)有效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综合开发在长期的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既是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为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是坚持以田间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进行综合治理,二是坚持集中连片开发,三是坚持多元化投入机制,四是坚持严格的资金和项目管理,五是坚持合力开发的管理体制。

      一要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争取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地方各级政府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所需配套资金全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优先安排,足额到位。按照“农民自愿,量力而行,民主决策,数量控制”的原则,鼓励和引导项目区广大农民群众积极筹资投劳,并将项目区农民筹资投劳纳入村内“一事一议”范畴,实行专项管理。

      二要认真编制并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按照《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的要求,抓紧编制《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年)》。同时,组织各地区按流域或灌区编制本地区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并与有关部门相关规划充分衔接,合理确定建设任务。要根据不同区域自然条件,按照“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要求,因地制宜探索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投资和建设标准,明确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

      三要推进资金整合和统筹。按照“统一标准、分类指导,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加大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与其他各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统筹整合力度,通过土地整治、农田水利、科技推广等各项措施的集成投入,实现连片治理、整县推进、区域衔接,充分发挥资金整合后的集聚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要完善资金和项目管理机制。完善和落实各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建立覆盖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管护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乡镇财政就地监管的优势,加强资金和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五要强化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切实强化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农业综合开发招投标管理规定,规范组织工程招投标工作。要由具备资质的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实施全面监理,确保监理职责到位。全面准确地公示项目投资规模、建设内容、施工单位和监督单位、项目建设成效等。通过专项检查、竣工验收、综合检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检查等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项目工程建设质量。

      六要加强工程建后管护工作。加大管护工作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对工程建后管护工作的认识,按照建管结合、建管并重的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后管护工作。完善工程建后管护制度,按照“谁收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产权归属、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提高工程建后管护水平。加强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农民用水户协会参与管理,鼓励农民用水户以承包、租赁和股份制等方式经营管理小型水利工程,保证项目监督责任和管护责任一并落实,确保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第三节 土壤改良

      通俗意义就是说,针对土壤的不良质地和结构,采取相应的物理、生物或化学措施,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以及改善人类生存土壤环境的过程。

      土壤改良工作一般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逐步实施,以达到有效地改善土壤生产性状和环境条件的目的。

      土壤改良过程共分两个阶段:①保土阶段,采取工程或生物措施,使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容许流失量范围内。如果土壤流失量得不到控制,土壤改良亦无法进行。对于耕作土壤,首先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②改土阶段。其目的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改良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改土措施主要是种植豆科绿肥或多施农家肥。当土壤过砂或过黏时,可采用砂黏互掺的办法。中国南方的酸性红黄壤地区的侵蚀土壤磷素很缺,种植绿肥作物改土时必须施用磷肥。

      用化学改良剂改变土壤酸性或碱性的一种措施称为土壤化学改良。常用的化学改良剂有石灰、石膏、磷石膏、氯化钙、硫酸亚铁、腐殖酸钙等,视土壤的性质而择用。如对碱化土壤需施用石膏、磷石膏等以钙离子交换出土壤胶体表面的钠离子,降低土壤的PH值。对酸性土壤,则需施用石灰性物质。化学改良必须结合水利、农业等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采取相应的农业、水利、生物等措施,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的过程称为土壤物理改良。具体措施有:适时耕作,增施有机肥,改良贫瘠土壤;客土、漫沙、漫淤等,改良过砂过黏土壤;平整土地;设立灌、排渠系,排水洗盐、种稻洗盐等,改良盐碱土;植树种草,营造防护林,设立沙障、固定流沙,改良风沙土等。

      运用土壤学、农业生物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排除或防治影响农作物生育和引起土壤退化等不利因素,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的一系列技术措施的统称。

      其基本途径有:(1)水利土壤改良,如建立农田排灌工程,调节地下水位,改善土壤水分状况,排除和防止沼泽地和盐碱化;(2)工程土壤改良,如运用平整土地,兴修梯田,引洪漫淤等工程措施改良土壤条件;(3)生物土壤改良,用各种生物途径种植绿肥、牧羊增加土壤有机质以提高土壤肥力或营造防护林等;(4)耕作土壤改良,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条件;(5)化学土壤改良,如施用化肥和各种土壤改良剂等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等。

      第六章 农业环境建设 (环保站)

      第一节 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1、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

      我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主要包括:农村户用沼气、大中小型沼气工程、生物质炉、节能吊炕、太阳能热水器等。户用沼气从1997年开始零星建设,第一座户用沼气由时任临汾行署农业局农业环境监测站长席延泽同志引进组织,在洪洞县赵城镇南街村示范建设,采用砖混结构,池容8立方米,当年建成并产气,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到2001年开始国家大力支持户用沼气发展,每建一座户用沼气由国家、省、市补助共计3000元。2002年10月, 全省第一场农村能源职业技能鉴定(沼气生产工)培训会在汾西县举办,由我市农业环境监测站的席延泽、常小虎、贾云翠担任现场培训教师,培训全省第一批沼气生产工100余名,如今他们已成为全省沼气建设的主力军。2003年,全省户用沼气项目工作推进现场会在我市汾西县召开,全省11个地市代表参观我市户用沼气建设。多年来,我市共培训沼气生产工2000余名,对我市沼气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市农村户用沼气池保有量13万余座,以沼气为主的生态模式在我市竞相落地,为我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其中翼城县的“一池三改”(改厨、改厕、改圈)庭院户用沼气池,汾西县“庭院五配套”农村户用沼气池,曲沃县的“沼气进大棚”模式,吉县的“畜-沼-果”生态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市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

      (沼气技术比武2012年,我市选拔孙红红等三名农村妇女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农村妇女沼气知识大赛并获得优异成绩。)

      小型沼气工程、大型沼气工程建设始于2000年,第一座小型沼气工程由时临汾市行署农业局环境监测站在尧都区大阳镇上阳村组织开工建设,厌氧发酵池100立方米。经多方考察,确定工艺设计,认真组织施工,小型沼气工程建设顺利,运行稳定,据此我市出台了临汾市小型沼气工程建设标准,由临汾市质量监督局正式颁布。第一座大型沼气在翼城县中卫乡浍史村建设,容积1000立方米,产气供附近200户村民做饭使用。到目前为止建设有大型沼气站15座,小型沼气61座。全市年产沼气2750万m3,处理畜禽粪污8250万m3,提供清洁有机肥8000m3,为我市环境卫生、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生态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物质炉、吊炕简单说。

      2、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农村面源污染是指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溶解的或固体的污染物,如农田中的土粒、氮素、磷素、农药重金属、农膜、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有机或无机物质,从非特定的地域,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所引起的污染。临汾市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一是化肥、农药施用量偏大,氮磷流失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二是畜禽污染物排放量大。

      从2000年开始,各地对农业面源污染加大治理力度,主要治理措施是: 一是积极推行规模经营。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实行规模经营,都有利于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有利于降低治污成本。特别是要加大畜禽生态养殖小区建设力度。从2002年开始,省里切实加大了这项工作的资金扶持力度,直接扶持建设了生猪、奶牛、家禽等畜牧生态示范小区 49个。 二是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有机肥,沼气工程技术,畜禽和水产的生态养殖模式,农田灌溉水的循环利用。2002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各级农业部门的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引导他们积极采用各项先进适用技术,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三是加强示范引导。主要以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县、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平衡施肥示范基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沼气示范工程等为载体,加大示范引导力度。

      2015年,国家提出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计划,从2016年逐步减小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幅,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与2015年相比增幅度为零。我市也出台了相应工作方案,开展了化肥、农药零增长、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收等一系列污染防治工作。

      化肥零增长行动计划。一是扎实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我市2016年争取国家财政测土配方施肥补助资金120万元,用于测土配方肥的推广,推广测土配方肥面积57.3万亩,指导农民按照施肥建议卡进行“小调整”,科学、经济、环保施肥。配方肥的利用引导了农民科学施肥,逐步改变了盲目施肥、单一施肥的习惯,通过施肥方法的改进减少了化肥的浪费和流失。 二是深入开展社会化配方肥服务体系建设。2016年我市承担了16万亩的配方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总投资320万元,通过每亩配方肥补贴20元的措施,鼓励项目区农户使用配方肥。三是着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2016年全市农业部门投入888万元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大力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四是大力推广有机肥。 2015-2016年全市新增商品精制有机肥生产企业4家,有机肥生产供应能力进一步提高。2011年起连续3年在洪洞、曲沃、尧都、襄汾开展了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每年投资600万元。同时,积极争取农业部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的支持,认真总结翼城县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实施经验和蒲县有机肥替代化肥补贴做法(一袋化肥(40公斤)配一袋生物有机肥(40公斤),合计135元,菜农只出75元,剩余的60元由政府补贴。),辐射带动全市有机肥替代化肥进展,大力推广配方施肥、蔬菜精准施肥、果树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减少化肥用量,力争提前实现化肥零增长的目标。

      农药零增长行动计划。一是推广无害化防治技术。应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创造有利于作物和天敌生长、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环境条件,实现病虫灾害不发生、少发生或轻发生。据统计,2016年应用上述技术防治面积达到600余万亩次,占到总防治面积的1/3。二是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2016年全市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42个,包括小麦、玉米、果树、蔬菜,总面积3万亩,辐射面积30万亩,示范区平均减少化学防治2—3次,年经济效益达1500万元以上。农企合作,完成了小麦、玉米、苹果等主要病虫害防治集成技术3500亩;开展了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面积39万亩。三是推进统防统治工作。我市有90支统防统治队伍,注册的有42家,从业人数达2100人,其中持上岗证书的1378人,大中型装备1321台;日作业能力达6万亩, 2016年我市完成统防统治273.7万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36.9%,绿色防控覆盖率达26.1%。四是开展高毒农药替代试验示范。每年开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农药试验3—5个,为农药零增长和减量行动做技术储备。今年,我们出台了农药零增长工作方案,目前正在抓紧落实,大力推广生物、物理、统防统治等技术措施,争取提前实现农药零增长目标。

      发展绿色生产。临汾市在蔬菜生产上大力推进绿色生产的发展。以设施蔬菜为重点,坚持把“化肥农药零增长”与“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相结合,着力实施蔬菜绿色生产。目前,全市以日光温室、大中拱棚为主的设施蔬菜普遍采用了“有机肥+配方肥”的施肥模式。“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模式推广步伐明显加快。“菜—沼—畜”“秸秆生物反应堆”施肥模式也在一些园区得到了示范应用。同时,防虫网、粘虫板、生物农药等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的绿色防控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探索出了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新方法。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一是以“用”促“禁”,综合利用。我市一直是全省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玉米、小麦种植面积均在300万亩左右,占到总耕地面积的2/5,全市秸杆以玉米和小麦为主,据估算,我市秸杆可收集资源量345.99万吨,其中玉米227.61万吨,小麦105.14万吨,其它13.24万吨。2016年通过还田、翻压、堆沤、氨化过腹、沼气发酵等技术,利用量278万吨,其中,肥料化180.88万吨,饲料化71.36万吨,利用率在80%以上。二是以点促面,试点示范。在安泽县结合养牛建设千亩示范田2个,大力推广秸秆青贮、氨化黄贮等过腹还田技术,增加秸秆消化量;在翼城、吉县、汾西结合沼气建设,进一步扩大示范规模,增加覆盖供气范围,提高处理农作物秸秆能力,强化示范带动作用;在洪洞、尧都、襄汾、曲沃、侯马、翼城、霍州等7县(市、区)结合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扩大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分别建设小麦和玉米秸秆还田万亩示范区各2个;从2016年起,我市争取国家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建设项目,扎实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建设,将秸秆资源量大,禁烧任务重的尧都区作为试点,探索建立秸秆还田和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和能源化利用模式,辐射带动全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尧都区通过项目实施,初步探索建立了“农机合作社+农机散户+农户”的秸秆还田模式,及“养殖企业+农户”的秸秆饲料化利用模式。去年全区小麦、玉米秸秆还田43万亩,还田率达到65.2%,比上年提高5.4个百分点,2016年秸秆还田率76%,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率87%,逐年上升。

      回收利用农用残膜。全市地膜总覆盖面积2015年244.3万亩、2016年250.4万亩,使用量为2015年3226.6吨、2016年3885吨,回收利用比例50 %以上。对废弃地膜的回收利用我们主要采取以宣传推广为主,鼓励农民收集、企业参与的措施,努力确保农用地膜回收再利用。目前我们对吉县回收一吨废旧农膜兑换一吨有机肥的做法和洪洞县残膜回收企业亏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台了包括秸秆和农田残膜回收利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各单位意见,同时与省农业厅衔接,争取地膜回收补助项目资金,探索走出一条以旧换新减少农田残膜污染的新路子。

      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和保护

      我市的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种类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野生大豆和野生连翘。

      野生连翘分布于安泽县,总面积150万亩,包括裸露分布面积90万亩和林下分布面积60万亩,其中,裸露分布部分包括野生密集面积54万亩、人工栽植面积11万亩和零散分布面积为25万亩。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安泽县黄花岭、青松岭、三交沟、罗云沟等地。各乡镇分布情况为马壁乡20万亩、冀氏镇22万亩、杜村乡14万亩、府城镇27万亩、唐城镇17万亩、和川镇20万亩、良马乡30万亩。安泽县对连翘进行开发利用,采用人工繁育、科学管理提高产量,开发了连翘茶等产品。

      野生大豆资源分布在我市浮山县,面积4500余亩。具体分布于浮山县境内所有滹沱河、沁河及其他河流域,面积大于等于500亩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区域是浮山县寨疙瘩乡沁河、北韩乡滹沱河流域沿岸和响水镇滹沱河流域沿岸。野生大豆保护区树立了标志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保护了种质资源。

      第二节 农业环境监测

      1、农产品产地安全普查

      2006年-2011年,我市开展了农产品产地安全普查,监测尧都区、霍州市、洪洞县、襄汾县、侯马市、曲沃县、翼城县、乡宁县、古县、吉县10个县(市、区)基本农田438.35万亩,布设监测点位2682个,采集土壤样品2682个,点位重金属超标数为107个,超标率为5.5%。

      2、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普查

      2012年—2015年,对全市130万亩工矿企业周边污染农区、污水灌区、大中城市郊区污染区等三类重点区域及604万亩一般农区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普查,完成10313个土壤样品和部分农产品样品采集,并通过分析测试,评价我市所有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开展重点区域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实行农产品产地土壤分级管理。

      2012年,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区域是工矿企业周边57.7万亩农田土壤普查,共采集土壤样品3846个,涉及尧都区、洪洞县、侯马市、霍州市、曲沃县、襄汾县、古县、翼城县8个县(市、区)。

      2013年,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区域为污水灌区和城市郊区,涉及耕地面积72.0792万亩,采集土壤样品4807个,涉及尧都区、洪洞县、侯马市、霍州市、曲沃县、襄汾县、翼城县7个县(市、区)。

      2014年,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区域为一般农区,即每个县域划定的工矿企业周边农区、污水灌区、城市郊区以外的所有主要农产品产地,涉及耕地面积604.0582万亩,采集土壤样品1660个,涉及17个县(市、区)。

      2015年,在2012年—2014年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普查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市2015年农产品产地土壤监测点位,涉及耕地面积129.79万亩,采集土壤样品770个,涉及尧都区、洪洞县、侯马市、霍州市、曲沃县、襄汾县、古县、翼城县8个县(市、区)。

      3、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

      为掌握全市农产品产地环境总体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建立准确评判、响应及时的动态预警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自2017年起,我市启动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在产粮大县及相对集中连片的大宗农产品产区(尧都区、洪洞县、霍州市、曲沃县、襄汾县、吉县、翼城县等7个县市区),选取110个点进行例行监测。

      4、第一次农业污染源普查

      2008年,我市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此次普查涉及市辖17个县(市、区)159个乡镇。其中包括159个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调查、5882个典型农户地块调查,4884个畜禽养殖单位(专业户)调查、69个水产养殖专业户情况调查。

      种植业污染源主要针对粮食作物(包括谷类、薯类和豆类)、经济作物(包括水果、花卉、油料、糖料以及棉、麻、茶、烟草、中药材等)和蔬菜作物(包括叶菜类、瓜果类、茄果类、根菜类、豆类、花菜类)的主产区开展肥料、农药和农膜污染调查。畜禽养殖业污染源以舍饲、半舍饲规模养殖为调查对象,针对猪、奶牛、肉牛、蛋鸡和肉鸡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和污水开展调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以池塘养殖、网箱养殖、围栏养殖、浅海养殖、滩涂养殖、工厂化养殖为调查对象,针对鱼、虾、贝、蟹规模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开展调查。

      通过调查,种植业中,农药、化肥使用量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平川霍州、洪洞、尧都、襄汾、曲沃、侯马、翼城等七县市区,尤其是蔬菜、果树上使用量大。山区十县中以苹果为产业支柱的吉县化肥、农药污染也较为严重。有机磷及除草剂的大面积使用,造成土壤残留。化肥施用量过大,尤其是氮肥(尿素)地面撒施,造成污染。地膜残留量占到了使用量的18.28%;秸秆利用率84%,包括堆肥、还田、饲料等利用,田间焚烧和随意丢弃量不到总产量的16%。

      此次调查畜禽养殖业污染源4884个,其中规模化养猪场66个,规模化奶牛场10个,肉牛场2个,规模化蛋鸡场10个;养殖小区猪14个,奶牛7个,肉牛6个,蛋鸡9个;养猪专业户2094个,奶牛专业户177个,肉牛专业户90个,蛋鸡专业户2253个,肉鸡专业户84个。畜禽出栏量:猪的年出栏量42050头,肉牛出栏量3491头,肉鸡出栏量889040只;畜禽年平均存栏量:猪的年平均存栏量234293头,奶牛平均存栏量为5283头,肉牛存栏量为3749头,鸡年平均存栏量为7871592只。区域及流域分布:我市畜禽养殖业源主要分布在平川七县市,达到普查规模的4903个,污染源中平川七县市就有4429个,占到了90%以上,经济较发达的乡宁县也有101个达到普查规模的,大宁县几乎没有达规模的养殖专业户。由于本次普查的是达到养殖专业户水平的养殖户, 从猪的出栏量来看,2007年全市猪出栏量735798头,本次达到专业户水平的出栏量为418575头,也符合我市实际,在我市广大的农村,散户养殖是普遍的 ,占到全市总量的 40%左右。 结果分析 :养殖业中污染源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污水、粪便及兽药等。而平川七县市养殖业较发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较多,由于我市清粪方式多以干清为主,对地下水的影响不大。但我市畜禽粪便的利用多以直接还田为主,环保利用率低,从而对农田土壤造成一定污染。

      水产养殖业:本次普查规模化水产养殖专业户70户。养殖总面积8854亩。养殖水体344375.997立方米,排入农田43200立方米,循环使用量为241400立方米.养殖总产量180.35吨,饲料总使用量452.47吨,药物总使用量0.1882吨,肥料总使用量0.6吨。本区主要养殖种类有鲤鱼、鲫鱼、鲢鱼、草鱼等,以池塘养殖为主。属于水域自净方法,养殖环保处理欠缺。本次普查水产养殖专业户占我市养殖业的63%,饲料总使用量、药物总使用量、肥料总使用量数据换算后与07年经济数据十分吻合。水产养殖业较少,对水体及农田环境影响不大。

      第八章 农业产业化及品牌建设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局)

      第二节 品牌建设(名优中心)

      第九章 新型农民培育(科教科)

      第十章 农业法治建设

      法规科法治建设重要事件

      1. 制定了权责清单,公布了 “一单两图”。并于2016年元月份已将“一单两图”通过临汾市政府门户网公布运行。我委确认行政职权事项共61项425条责任事项:其中行政许可类6项共40条责任事项;行政处罚类35项共280条责任事项;行政强制类5项共29条责任事项;行政征收类0项;行政给付类0项;行政检查类13项共65条责任事项;行政确认类0项;行政奖励类1项共5条责任事项;行政裁决类0项;其他权力类1项共6条责任事项。对应的防控图共61张,风险点共278个,流程图62张。同时为保障“一单两图”规范运行,我委制定下发了《临汾市农业委员会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权力实施单位职责。要求依法承担和履行行政职能的单位,要严格按照权责清单行使职权,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切实维护权责清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利用农业信息公开平台,大力推行行政职权网上运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2、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为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市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与聘请律师取得联系,详细了解工作情况,出台了市农委法律顾问工作规则、遴选程序、薪酬制度、汇报工作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使法律顾问工作及早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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